7月中旬，微信发布新版本，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新版本支持用户自行设置语音来电铃声，可为朋友设置专属铃声，同时还允许设置“朋友呼叫我时可听到我的来电铃声”。
此消息甫一宣布就引起了广泛讨论，很多网友回忆起了当年使用付费来电铃声和彩铃的日子。那时候，人们热衷于更换各种不同的手机铃声作为提醒来电、表达个性的手段，但这些铃声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回顾手机铃声的发展，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中国的通信业务市场，电话亭和BB机二分天下。90年代末期，当时浙江电信下属的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去日本考察，跟UT合作将小灵通引入中国。小灵通迅速抢占中国市场，手机开始快速普及。但那时候的手机铃声非常单调且匮乏，只有预设的几款像“叮叮叮”“哔哔哔”这样的单音铃声。[1]
1998年，芬兰的一名工程师厌倦了这种单调的铃声，利用诺基亚的信息传送协议，找到了一种通过短信将音频文件传输到手机的方法，由此引起了铃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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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新的技术催生了新的问题。在当时，版权意识相对薄弱，网络的兴起使得盗版音乐极为易得，实体唱片销量极速降低。在盗版音乐肆虐，实体唱片不太赚钱的背景下，唱片公司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和运营商展开合作，接入中国巨大的彩铃市场。
2003年，中国移动音乐市场规模达到7.5亿元，一年后增长110%达到15.8亿元，手机铃声功不可没。爆红一时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彩铃，半年时间内就收获了250多万次的点击下载，创收500多万元人民币。[2]
后来，支持扩展SD卡的塞班、Java、功能机出现，用户可以自由将SD卡中的音乐设置为手机的来电铃声。MP3等听歌产品的普及，也大大延伸了人们获得音乐的渠道，短信下载铃声业务逐渐开始走向没落。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手机铃声市场进入寒冬。移动端的即时通讯软件、社交软件进一步深入网友生活，打电话早已不再是不可替代的通讯方式。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多，更换铃声带来的新鲜感和快乐也逐渐消失，甚至让用户觉得麻烦，取而代之的是非常成熟的手机系统、应用软件自带的音效。
于是，那些五花八门的手机铃声渐渐退出当代人的生活。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邀请了一位对手机铃声印象颇深的作者，首先以第一人称视角带大家回顾自2004年深度体验到手机铃声以来的心路历程，并进一步讨论手机逐渐“沉默”、手机铃声逐渐被忽视的原因。
“我”的手机铃声大事记编年史
2004年
年末家庭聚餐，亲戚们不断接到的拜年电话使我被当年最火的歌曲所环绕，恍惚间仿佛回到了那时常逛的两元店。
年轻的舅舅仍在怀念《2002年的第一场雪》，平时非常含蓄的大姨和姨夫分别用手机铃声在向对方表达爱意，兜里时不时传来《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的声音。
相比之下，我妈的小灵通所自带的单音铃声显得寡淡得很。但那个时候的手机铃声简直无孔不入，“想下载这首歌作为您的手机铃声吗？联通用户请发送xxxx”。电视中循环播放三遍的广告，主动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她进入潮流世界，我妈难抵诱惑，付费两元。几天之后，她成为掌握当年潮流曲库的能力者。
2006年
“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又一年年末聚餐。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舅舅“求了一晚上佛”，大姨和姨夫表达爱意的方式相较于几年前更加腻歪，“老婆老公我爱你”的铃声十分洗脑。
我妈不想接某位亲戚的借钱电话，她的《月亮之上》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这首歌原来还有男歌手的声音。
餐桌上扔着我妈为了培养我文学素养买的两本《读者文摘》杂志，但我只把最后两页看完了。那两张花里胡哨的彩页是我掌握最新歌坛动向的指引。那时，年幼而朴素的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我就把魅力天王、人气天后、组合对唱、影视金曲区的铃声轮着换一遍。
当然，那两页的信息量远不止这些，我也深深地被“交友对对碰”板块所吸引，抑制不住地想发送“XX男名XX女名”到“XXXXXXXX”来找寻属于我的缘分天空。
当年的杂志封底几乎都是彩铃订购广告。图片来源：微博@1980s-2010s
2009年
这一年，满大街的少女们（包括我）将手机铃声换成《Nobody》《Super Girl》《Gee》《Sorry Sorry》或者是《Ring Ding Dong》。
无知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高考禁曲”，直到我坐在期末考试的考场上，脑子里不受控制地响起这些重复的旋律，我才追悔莫及。望着让我一筹莫展的试卷，只能在脑海中唱一首《Sorry Sorry》向老师真诚道歉。
那时候，手机铃声是少男少女们彰显个性甚至宣告粉籍的方式。年轻人的手机铃声成为对年轻偶像的打歌舞台，记录了现在老粉们十分怀念的二代团盛世。
2012年
正值青春期的我十分乐于分享无人关心的情绪，不断更新QQ签名和修改来电铃声以记录多变的思绪。
早上手机铃声还是《有点甜》，也许下午就会突然伤心，昭告全世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并将QQ签名改为“失意女孩”。许嵩徐良汪苏泷、韶涵静茹王心凌、杰伦信哲王力宏的单曲副歌部分供我换来换去，装点心情。
而这时，我的土豪女神同桌已经拥有了一台iPhone4，马林巴琴的来电铃声就是她尊贵身份的象征。我悄悄感慨着，果然女神只吃原味薯片，有格调的人只用系统自带铃声。身边用手机铃声的人逐渐变少，但这的确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口袋里突然冒出的彩铃没有那么悦耳了。
2014年
智能手机店辐射全国，包括我所在的小城市。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iPhone，出于朴素的炫耀心和因长大而产生的羞耻心，我不再更改手机铃声了。
在人员密集的场所，不同手机的系统自带铃声不断响起，过去那些熟悉的曲子，一下子变成了“神曲”“老歌”被束之高阁。
2016年
为什么会有微信这么善解人意的通讯工具！拯救了作为社恐的我。能发微信就别打电话，成为社交共识。而此时的我简直要对电话铃声PTSD了，每次响起的铃声就是我的催命符。
2018年
我的手机只有静音，再无铃声……
手机为何变得“沉默”了？
不知有多少人，有过类似于上面那样的经历。手机铃声似乎在这近20年的历史变迁中经历了一个循环，在享受过非凡的热闹后，大家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将系统自带的铃声作为自己的审美归宿，甚至不再需要铃声。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零星响起的手机铃声已不再能够识别大家的个性或音乐偏好，只能用来区分手机品牌。
那个手机铃声百花齐放、遍地响起的时代已然落幕了，连带着电视剧中间和杂志尾页的那些彩铃广告和年轻人们不断更换铃声的热情一起，被打包遗忘。而许多人甚至连自带铃声也抛弃，关闭各种提示音，将手机完全静音，抑或是借助一副耳机，将来自手机的声音与周遭环境隔绝。
从各色的手机铃声到震动静音，手机逐渐趋于“沉默”。那么，除了最直接的审美变迁，还有哪些原因呢？
“我”对信息过载的无声反抗
有学者认为，“随着技术不断渗入我们的生活，人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后者被赋予更多权利，从而得以影响人的决策、情绪及情感。”
互联网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增多，信息量呈指数爆炸式增长。在信息严重过载的时代，许多人仍渴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害怕自己错过什么重要的事项。
但不断接收手机信息会打断当下进行的事项，造成分心，学者们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频繁接收手机信息对于个体的情绪功能、认知表现、幸福感都存在负面影响。[3]
正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给人类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
信息的过载、无度的社交需求使得个体被迫进行长时间、高频次的手机使用，同时催生了个体对于社交媒体的倦怠感。
已有的对于社交媒体SNS的研究表明，用户登录SNS的时刻、时长、频率均会影响社交倦怠，用户的在线关系网络的规模通过影响社交过载等因素继而影响对于SNS的倦怠，[4][5]而社交媒体倦怠则会使人产生对信息忽略、回避等相应的行为表现。
将手机调为静音模式则是逃避时时刻刻袭来的信息的无奈之举，以此来解放时时刻刻被信息所牵动的注意力，提高处理其他事务的专注力。全媒派此前文章《超快节奏的信息环境里，我们为何会容许“意念回复”的存在？》也提出过“意念回复”可以被认为是对过量社交信息的反抗。
我们依赖技术进行信息获取，同时又牺牲了部分自由。而静音就是对信息过载的无声反抗。
“我”患了电话恐惧症
与倦怠同时出现的还有焦虑。
相比于QQ、微信、邮件、短信等可延迟的通讯方式，电话交流显然对个体的反应能力、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这就会对个体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
早在2000年Dan Herman就首次提出了“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一词，Przybylsk（2013）将FOMO正式解释为“个体缺席别人参与的有价值的经历时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渴望持续了解他人正在做什么”。[6]
英国心理学家Guy Fielding早年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约10%-15%的年轻人存在电话恐惧（telephone apprehension）的现象，即对于拨打和接收电话感到焦虑。[7]
而信息的过速更新迭代进一步增加了个体对于信息最大量获取的难度，加重了个体对于不能及时获取最大量信息的焦虑。不断弹出的信息窗口提示音催生了个体的惶恐，唯有拿起手机查看信息，这种负面情绪才能稍稍缓解。
到了2019年，一项针对英国上班族的调查发现，76%的80后和90后都会对响起的手机铃声产生焦虑情绪，于是，61%的80后和90后为了避免打电话，转而使用其他的替代交流方式。[8]
由此可见，“电话恐惧”已成为大多数年轻人的“通病”。对于这群人来说，伴随来电铃声而来的是自己难以抑制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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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具有通讯交流功能的其他通讯工具，则提供了可供个体组织语言、斟酌措辞的弹性时间，“说错话”的概率更小，使个体相对具有安全感。同时，可替代通话的非实时通讯“竞品”们，亦拥有表情、图片等作为言语表达的补充，减少双方误解出现的概率。[9]
在这种心理语境中，手机铃声被一些人视为“恐惧的使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家逐渐放弃对铃声的使用。
手机静音是“我”对他人的免打扰
戈夫曼在1959年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拟剧论”概念，其中的印象管理则是指每个个体和组织都试图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管理和控制他人对于自己所形成的印象，按照自我或他人所期待的形象进行自我塑造，并为了回复这种期待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10]
在当今时代，“不由分说给他人打电话”“公共场所响起声音很大的手机铃声”“公共场所开外放”等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屡次被吐槽，“不打扰他人”“公共场合保持安静”等越来越成为生活中不言而明的社交规则。
个体为了展现文明、礼貌、素质高的形象，会倾向于将手机静音，保持安静。学习中、工作中、宿舍内、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中突然响起的铃声就像一根针，径直扎向个体的耻感神经，而保持静音则会避免这种尴尬、羞耻的情境的发生，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
曾经的手机铃声百花齐放，那时喧闹的铃声承载着用户们接到电话时的欣喜。很难说是人们完全不爱了，毕竟，在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上，那些被反复使用的BGM不就是过去的手机铃声吗？今天的人们一边嫌弃它们一边甘于被它们洗脑的样子，像极了2004年。
而本次微信的功能更新或许能让不少人因新鲜感而重新设置铃声，体验一把“爷青回”的感觉，但热度消退后，手机会不会继续“沉默”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