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跳槽的人中43%为95后，26%为90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跳槽，不断尝试新的岗位。而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更是频繁跳槽，一年内跳槽频率达33.3%，眼下大厂已经留不住年轻人的心了。人员的大量流入流出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常态，根据BOSS直聘《重塑时代：2021人才资本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只有9%的职场人表示接下来一两年中完全不打算跳槽，而在2020年已经选择了跳槽的人群中，47%更换过行业或岗位。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阿莫向新眸表示，“在互联网行业的这几年里，一直在拼命工作，为的就是实现能力提升后早日逃离大厂。”频繁的跳槽，一方面不利于个人自身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员的流动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也并非好事，人才的留存和管理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问题。既然如此，年轻人为何如此热衷跳槽，选择跳槽后的他们现在过得如何？基于此，本篇新眸将着重分析年轻人跳槽的前因后果。中科院研究员渠敬东在《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中曾谈到：“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人既感到兴奋，为达到个人目标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却无时不刻不感到无所适从、充满了紧张和焦虑感，对企业组织来说，也都很相似。”换句话说，人们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安身和安心的地方，这种现象在互联网行业尤其突出，公司的KPI被分解成无数份落在每个人头上，任务通常不容易达成，上头的人完不成只能拆分给下一层，上一个工作还没结束，新的工作又分配下来，如此层层叠加。
一位在字节跳动的实习生表示，公司制定的OKR，其实他入职了两个月也没搞懂。不只他，公司很大一部分员工也不清楚，但“Ctrl+c，Ctrl+v”的模式谁都会，到最后OKR实际上成了一种形式主义。互联网行业从诞生起即存在“内卷基因”，刚刚进入行业的人从开始的被动内卷，到后来习惯后的主动内卷，进而带着新人继续内卷，这已经成为常态。整体内卷的工作氛围之下，年轻人的频繁跳槽似乎也不难理解。在互联网行业做了4年市场工作的花花向新眸坦言：“从进入这行起就没有停止过焦虑，每天都是开组会、见客户、改方案，深夜接到客户或老板的电话是常有的事，身体也越来越差。”无奈之下，花花已经决定跳槽去另一家公司，相比大厂薪资虽然少了，但焦虑感也少了。互联网从没有轻松可言，根据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2020》数据显示，行业幸福感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教育/培训/科研，得分为3.81、3.78和3.76。而IT互联网行业幸福感得分仅为3.23，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三。其中造成互联网幸福感低的原因工作压力位居首位。豆瓣小组“跳槽那些事”简介中也明确表示“发展空间的缺乏是造成职场人士焦虑并产生跳槽意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年轻人看来，跳槽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在“反复横跳”的过程中，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年轻人的焦虑感。年轻人“跳槽”，与其说是寻找更好的出路，不如说是在寻找减缓焦虑的出路。与理想的背离，是年轻人选择跳槽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
就在近期，快手宣布从7月1日起取消大小周，员工按需加班，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此前，快手内部将大小周称为“聚焦日”，2021年一月起实行，经过半年试运行后决定取消。从诞生起到现在大小周已经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特色的休息方式，指一个星期单休，下一个星期双休，如此循环。此次快手选择取消大小周，恢复员工的正常作息，看似是大厂反对内卷，为挽留不断流失的人才作出的妥协，但消息一经放出，反响却不如想象般积极。根据DT财经调查数据显示，微博上对“大小周”讨论热度最高的TOP10地区中，大部分地区对取消大小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北京、广东、浙江这三个地区所呈现出的情绪都为中性。新眸在知乎搜索“为什么取消大小周会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不少人表示因为这意味直接损失了几千到几万不等的收入。在大小周实行时，根据国家《劳动法》，快手需给周末加班的员工支付双倍工资。对于收入越高的人来说，周末加班越多得到的补偿就越多，如此一年下来，多挣十几万都是正常现象。尽管在之前网上时常能够看到对“大小周”制度的抨击，但抱怨声下，收入才是真正的现实。无独有偶，年轻人选择频繁跳槽，无非是为了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待遇。大厂工程师王宇半年内换了三家公司，薪资从5、6k直升为现在的20k+，在被问及为什么频繁选择跳槽时，王宇这样说：“有机会当然要试一试，当时B公司（王宇现在所在公司）给我开出的薪酬明显会丰厚很多，虽然在当时那家公司只待了两个月，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但眼下的薪资确实很让人心动。”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供一个独特视角来看待年轻人的频繁跳槽，在他看来，爱跳槽的年轻人不是不安分，反而是积极向上的一批人，他们相比于那些安于现状的人，更好地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个人打三份工，上班路上顺便载客挣外快，下班去小酒馆继续兼职服务生，周末休息在家拍个小视频妄想一夜暴富。年轻人为了搞钱，比我们想象的疯狂，面临社会生存压力，年轻人的择业观不断变化，“搞钱=搞事业”的观点越来越成为一种年轻人普遍认可的观念。频繁跳槽的现象之下，是他们努力适应社会，积极改变生活的体现。在观察年轻人跳槽的去向时，新眸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选择跳槽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选择了离开北上广深，去新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离开北京的人，更多的去了天津；上海的去了苏州；广州的去了佛山；深圳的去了东莞。相较于北上广深，新一线城市在享受一线城市带来的经济辐射的同时拥有更小的竞争压力和交通住房压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上广深人才流向的TOP5中，重庆、长沙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意味着，中部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在增强，东部城市独霸年轻人的局面正在瓦解。但需要说明的是，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深，并非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依托产业积累和区位优势，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在新经济发展领域反超一线城市：合肥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量级领先深圳；武汉成都在教育培训领域崛起；青岛佛山依靠原有家电制造优势，在智能家电领域独树一帜。 图：新经济领域人才分布热点城市（来源：脉脉研究院）
“合肥正在带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瑞曼的本科研究生均就读于合肥，暑期在深圳华为实习结束后还是决定回到合肥。“外人很多不理解我的选择，但事实就是合肥的高新技术发展与深圳不相上下。”回合肥后瑞曼去了一家电子产业相关的企业，薪资估计比华为低了一半，但好在时薪很高，周边的同事很多也是从华为中兴等等大厂跳槽过来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看好合肥。2020年，合肥正式迈入GDP万亿俱乐部，靠的正是工业企业的成就。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合肥共有59家上市公司，市值累计超过了7346.43亿元，其中16家上市公司市值超100亿元。纵观目前中国人才市场，一线城市由于人员控制和产业调整，人才流入已经放缓，相对之下，在双循环格局以及城市群经济发展进一步深入的今天，二线城市正在迎来新升级。“大城市容不下肉身，小城市装不下灵魂”已经成为过去式，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选择的增多也成为了是否跳槽的“甜蜜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