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总编王林(资料图片)

　
　　记者职业和道德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最近在抗震救灾中法制晚报社的两名记者在灾区冒着很大的风险从映秀救出了一名儿童。你作为报社的总编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报社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奖励？
　　王林：其实作为我来说，我认为我的记者是以他们的良心干的一件事，从职业角度来说，这不是他们职业范畴的事，因为我也为他们担心，当然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也就无所谓了。
　　当时映秀刚刚打通，我们的记者在那里采访，当时当地有个疯狂的大撤退，因为映秀地震比较惨，有发生瘟疫的可能。当时军队的医疗队也开始往下撤了，映秀马上要成为死城了。我的记者在人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把孩子背出了映秀，因为那个孩子的母亲盆骨是粉碎性骨折，人还神智清醒，他就躺在死尸的边上，孩子围着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请求我们的记者帮他带出去，我们记者说可以，你给写个条，以便将来联系。母亲留下的条其实就是一份遗书。因为按照当时的判断，她认为她已经活不了了。最后侥幸又活了下来，那是最后一批撤退的直升飞机无疑中发现的她。
　　在那个时候，我们记者的所作所为是比较震撼的，那是人性的东西。
　　我没有对这件事情单独的奖励，但是他们在灾区的报道，我给予了一定的奖励。这个行为就是一个人的善良的本性表现，人性的体现。面对那种情况，其实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会报道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来作为对他们的褒奖，如果奖励金钱的话，那是对他们行为的不尊重。
　　记者：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有很多记者为了报道，不断的去采访一些幸存下来的学生，甚至不断的去揭这些人的“伤疤”，最后导致这些人心理受到二次创伤。记者的职业与记者的道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该如何统一？
　　王林：其实也并不是记者道德的问题，主要是这些记者都比较年轻，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少，他们太功利的去面对了这件不应该功利面对的事件。
　　如果从我个人来说，采访过一些战争、也采访过洪水等等。当你经历过以后你自然会知道那种情况下你应该做些什么。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同时又按照以前那种新闻竞争的规律去做事，所以就愿意显摆显摆，愿意摆摆，其实这在国际上都是非常可笑的新闻操作，就是显得幼稚，但是这个幼稚也是成熟的一个过程。从职业的角度过去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新闻发布会了什么的，或者要求某个明星摆什么pose啊，大的新闻媒体都可以做到这些，所以他一直操作惯了，他就忘了那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件，他还按着原有的报道模式、报道思维来操作这个事情，所以就会招致反感。
　　职业和道德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只是说他们不成熟，有很多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你不能要求他们太多。《法制晚报》前方报道的记者有22个，肯定不是一律都特好，都是智勇双全的。面对如此惨烈的地震，如此大的伤亡，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孩子们做的多么多么好，他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他们能够走到灾区，能把他们看到的，写下来拍下来。这对于一家报纸，对于国家的媒体，对于这个国家已经尽到了记者的职责了。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就超出了我刚所说的范围，比如说制造假新闻，根本没有去现场而在酒店中胡说八道，那就过了。
　
　　《法制晚报》要站在百姓的视角来报道
　
　　记者：在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法制晚报》秉承的什么理念来办报道这次特大地震的？
　　王林：因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所以也没有什么理念，我只是告诉他们去灾区把他们所看到的报道出来，尽一个记者的职责，这也是战略上的。
　　当然战术上的理念很清楚，第一到现场要搜索现场的新闻，搜索现场的细节性新闻，要无数的故事，要感人的故事，要出色精彩的故事，要关注生命在这场灾难中的波折，要告诉全国的读者灾区每时每刻在发生着什么。不要过多的去渲染死亡，要更多的去报道很多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抉择和他们的故事。
　　这次地震，我的这些记者为什么说还做的不错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年初的时候面对了一场冰雪灾害，当时雪灾的时候，《法晚》大约是北京同类媒体中派出记者最多的媒体，那次报道的经验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了，所以说《法晚》报道的成绩是和今年的冰雪报道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北京的报纸对地震的报道都是各有特色的，《法晚》在采访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只是在编的问题上还需要加强。
　　记者：你以前说过《法制晚报》“以‘丰富性和独家性’为报纸内容编辑的诉求”，请问你是如何让你的记者编辑们做到这一点的？
　　王林：其实这就是一个报道方针的问题，在《法晚》版头下面有一句话就是“离你最近的报纸”，离你最近的报纸实际上报道的是视角，就是百姓的视角，比如，我在报道国际事件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关注点都不是这一事件本身，而是在这些事件中到底有没有中国人，有没有北京人，这是我报道的第一视角。无论是印尼海啸还是孟加拉水灾还是意大利骚乱，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人。
　　大国和强国区别，大国是一个地理的空间的概念，地大人多；强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我们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中国正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过程，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欧洲有任何事件都会有中国人，这就是我们关注事件的理由。这就是民族主义或者一个强国的国民应该有的思维模式，强国媒体应该有的思维模式。比如越南经济危机，我要关注的是什么，是中国企业越南利益受损，因为越南盾贬值，在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在那里得益。
　　比如政府政策的解读，有十条，我只对其中的一条详细的解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条政策将来可能给老百姓带来不便，或者老百姓感兴趣，对老百姓有好处。《法晚》不能和人民网、新华网、光明日报等等机关报相比，《法晚》只是《北京青年报》下属的一个子报。《法晚》不是任何机关报，没有任何政治权威。我只能说是我“读者的机关报”。我们没有资格和人家机关报相比。我要最大限度的满足我的读者的需求。如果没有读者就完了。
　
　　对读者的服务一定是“贵式服务”
　
　　记者：《法制晚报》从创办到今天也就刚满四周年，能取的现在的成就主要原因有哪些？
　　王林：现在赚钱赚的就是观念更新的钱，什么叫观念更新，你就真的要把你的读者当上帝啊，不是嘴上说说的。报纸是两面的，一方面要代表党，另一方面还需要满足读者，还需要满足老板。需要满足“三老”即老干部，老板，老百姓。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我要更加的把我的读者奉为上帝，我经常和我的编辑记者们说读者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对读者的服务一定是贵式服务，现在是拼服务态度的年代，服务态度、服务观念、服务技巧要好，不能由着性子来，文人有时候跟老百姓不是一路的，所以我们要把文人气息文人的“尾巴”夹住了，别露出来。
　　其实主要就是这些，就是要把读者当人，当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只有这样才有前途。因为我没有别的任何资本。领导并不是冲着“法制晚报”四个字，而是冲着30多万读者，人家才高看我一眼。
　　记者：《法制晚报》要在以后有更大的发展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王林：要是有更大的发展的话，应该所有方面都要发展。首先还是立足北京，越是在北京扎的越深，前途越是不可限量，作为一张地方报纸，我有我的想法，要想在全世界有影响，一定是在北京城里最牛的。最本土的才是最国际的。知识分子爱由着性子来，文人办报不能由着性子来，得做最本土的媒体，才有可能做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对于《法晚》而言，这句话20年没有问题。
　　
　　报纸一定要从最基础的做起
　
　　记者：以前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要打造《法制晚报》的品牌和公信力，在这方面做了那些工作，效果如何？
　　王林：我们今年所做的这些报道其实可以说是都在打造我们的品牌和公信力，比如说奥运火炬的传递报道。其实我做四年《法制晚报》总编以来，我现在不是特别在意圈里人怎么看我们。有朋友就问我以前在《北京青年报》不是挺“漂”的吗，又是国际又是国内的，现在怎么每天都弄百姓这点事，都是那么琐碎。其实不是那样，不是我不想报道国际的，关键是一定要从最基础的最本土的做起。
　　西方一些报纸一百多年才有了现在的影响力。不可能在中国几年就既有本土影响力又有国际影响力。所以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同行们的意见我也是尊重的，但是绝对不能在同行们的意见与老百姓的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满足我的读者们的需求。所以我不太在意同行们的意见，但是非常在意读者的意见。
　　品牌有一个媒体圈里的口碑问题，有一个老百姓的口碑问题，还有一个所谓的高端人群的口碑问题，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其次要做的高端人群的口碑，比如说广告公司和企业的领导、官员、名人等等。之所以高端人群的口碑越来越好那是因为我们的百姓的口碑越来越好。媒体所谓的口碑实际上有点“笑贫不笑娼”。其实实力才是圈内口碑最重要的条件。
　　记者：您以前说“办报是营销、传媒是工厂”。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句话？《法制晚报》一直秉承着这个理念来经营的吗？
　　王林：我们在生产这个产品，就是用这几张纸在赚老百姓手里的五毛钱，我们每天要完成33万次这样的交换，那么这个产品如何让老百姓去买，而且还是天天去买啊，首先就是质量要稳定，如果今天说好，明天说差，那谁还去买啊。同时有有自己的特色，跟其他的同类媒体要不太一样，当然也不能完全不一样。
　　第三，要时常的给读者营销上的惊喜，我说的惊喜不是像有些报纸，买一份报纸送一朵鲜花什么的。我觉得这特别的幼稚。老百姓买花是花，卖报纸是报纸，不能因为你送一朵花人家去买你的报，你说人家是想要那个花呢，还是想要报呢。我们所谓的促销就是要在内容上给老百姓一个惊喜，不是物理形态的促销。如果老是送这送那的就乱了。其实我们就是买那一板纸上的字。
　　《法晚》一直在都在秉承着这个理念的，取得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好，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法制晚报》越办越好，为更多的老百姓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