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龙，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军事学术》杂志主编，专业技术4级，博士生导师，大校军衔。发表重要学术论文38篇，编辑出版军事理论著作21部，7项科研成果受到军委总部首长肯定，获全国全军优秀图书和优秀论文奖，4次荣立三等功。
　　2008年2月27日，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典礼上，一位一身戎装、手捧“优秀出版人物”奖杯的大校军官，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个军队270多种军事学期刊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就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主编胡文龙。
　　22年前，胡文龙走进金山脚下的中国军事学术最高殿堂，成为《军事学术》杂志的一名编辑。多年来，他和战友们以笔代枪，在军事学术研究与交流这个寂静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战绩斐然，打造出举足轻重的“全军军事理论创新成果交流平台”和“全军首批军事学核心期刊”。
　
　　服务军事实践——打造一流的学术交流平台
　
　　走进《军事学术》编辑部，一张薄薄的稿签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在“编辑意见栏”，责编对论文的“创新程度”、“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分3个等级评定；在“主编意见栏”，也同样分3个等级对“文章质量”和“编辑质量”进行打分。
　　两个小小“意见栏”，折射出胡文龙紧贴部队现实、服务军事实践的办刊理念。
　　2001年8月，胡文龙刚任主编，便带上《军事学术》杂志下部队征求意见。半个月下来，胡文龙听到很多溢美之词，也“收获”了一些尖锐批评：“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务虚文章多、实践成果少”，“重提出问题、轻解决问题”。
　　调查结果摆在全体编辑面前，无异于当头泼冷水。胡文龙及时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办军事学术刊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提供优质的思想服务，满足部队建设需要。所以，《军事学术》必须全新改版。
　　不想就在此时，胡文龙突发严重腰痛，卧床一躺就是3个月。时不我待，在病床上，他发起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整合编辑资源，调整研究方向，强化责任制，推行刊物质量管理，保证每期论文有创新点的占80%，部队指挥员撰写的占80%，战略战役战术类的占40%……胡文龙一口气祭出10多个新招，招招突出实践特色，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编辑们越发觉得，不深入调研，编发论文越来越吃力了；投稿人开始感到，不紧贴部队实践，发表论文越来越难了；读者惊喜地发现，《军事学术》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实用了。
　　胡文龙借势造势，大胆提出“依托学术杂志办会，利用会议成果办刊”的全新思路，由《军事学术》牵头组织举办学术会议，为专家学者提供百家争鸣、共商大计的思想舞台。
　　2003年4月，《军事学术》邀请全军知名专家召开座谈会，专题研讨“向一体化联合作战转变”问题，引发学界强烈反响，为全军首届一体化联合作战专题研讨会召开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此后，他又提议并筹备召开了5次重要学术研讨会，使《军事学术》迅速成为全军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交流平台。
　　2004年，在胡文龙的带领下，《军事学术》顺利完成了全军军事学重点建设期刊3年规划任务，被正式确定为全军首批军事学核心期刊。
　
　　紧盯变革前沿——引领理论研究与时代同频共振
　
　　胡文龙深知，一位优秀的学术刊物主编，首先要是一位洞察时代、观澜潮头的思想先行者。他紧贴时代发展脉搏，置身军事变革前沿，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拓荒耕耘，曾主持参与多项全军重大现实应用课题研究，至今已有20余部著作问世。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人们感叹美军“沙漠盾牌”、“沙漠风暴”等铁血烈火的搏杀场面，胡文龙却从中看到了我国军事高技术研究滞后的隐忧。
　　他当即建议设置“海湾战争研究”专栏，并自荐担任责任编辑。他阅读了《信息论》、《控制论》、《高技术战略》等书籍，细研了隐形技术、精确制导、数字技术等军事高科技，参与了军事科学院4次“海湾战争研讨会”，组织策划了一系列专题研究，首次提出“在高技术战争中，电子战已构成相对独立的战役阶段”的论断，受到总部首长肯定。
　　胡文龙说：每场战争都有新的主导技术登场，由此才使“以技术突然性达成战略突然性”成为可能。抓住了现代战争的这个特点，就牵住了研究战争的“牛鼻子”。那么，下一场战争的主导技术是什么？
　　那天，一篇《美军大力加强数字化部队建设》的来稿令他豁然开朗。他在原文基础上引申出“数字化战争”的结论，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理论先导。
　　多年来，胡文龙组织编发的论文，创造了许多“最早”、“最先”、“首次”：最早提出我军必须进行“机械化加信息化建设”问题，最先关注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动向，首次提出“和谐军事思维”理念……字里行间，点点滴滴，或抛砖引玉，或拨云见日，无不折射出他登高望远的睿智哲思与远见卓识。
　　上世纪90年代，我军作战理论开始由合同作战向联合作战转变，“联合战役”研究逐渐升温，但各言其说，莫衷一是。1996年，胡文龙主动请缨担任杂志“联合战役”专栏编辑，提出并具体组织召开了全军首次联合战役研讨会，为我军联合作战理论研究，特别是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为联合作战军事实践指明了方向。
　
　　提供决策咨询——牢记军事学者的历史担当
　
　　胡文龙有个绰号，叫“胡五千”，源自一篇5000字的内参。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军事科学院为此召开研讨会，胡文龙应邀在会上发言。
　　会上气氛空前热烈，发言十分踊跃，还没轮到胡文龙登台，主持人就宣布正式发言结束时间已到。
　　“报告，我发言！”

{$nextpage}

　　主持人话音刚落，胡文龙便高声提出要求,“我要讲的问题太重要了！”
　　主持人开了绿灯：“那好吧，不要超过15分钟。”
　　“好，我只要5分钟。”
　　胡文龙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将1.6万字的发言稿《关于我国反空袭军事斗争准备的若干问题思考》压缩提炼，择要托出。
　　简短的发言、大胆的设想、透彻的辨析，引起了极大震动。一位记者当即请胡文龙整理一篇内参，上报国家和军队高层。
　　胡文龙连夜完成了5000字的内参稿，专论某战略军种的建设发展，军委领导很快作出重要批示。该军种党委专题研究了他的报告，采纳了他的建议。“胡五千”从此扬名。
　　这次颇具戏剧性的5分钟发言经历，让胡文龙进一步感受到了一名军事学者肩负的决策咨询重任。
　　从那以后，胡文龙更忙了。某军区空军邀请他帮助撰写空中战场建设研究报告，某集团军邀请他讲解部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破解的难题，总部有关部门邀请他探讨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创新与发展……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军营，他的论文屡屡见诸各种军事书刊，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会议论坛上。
　　2007年金秋，总参某部组织召开我军作战理论创新问题座谈会。在会上，胡文龙提出了“十反”研究思路，立即得到认同。这一创见，后来经过系统完善，作为学术创新成果上报军委总部。
　　多年来，由胡文龙署名或帮助撰写呈报军委总部的调研报告20余份，其中不少对赢得军事斗争战略主动权发挥了重要决策咨询作用。
　
　　追求争鸣创见——秉持独立创新的学术品格
　
　　“慎思而明辨，深究而悉讨。”这是胡文龙最喜欢的一句格言，也是他多年的学术追求。
　　在部队当参谋时，胡文龙就让《军事学术》的编辑眼睛一亮。1980年，他发表处女作《谈打坦克与打有生力量的辩证关系》。从此，他写论文一发而不可收。他当时的论文，篇幅不长，但不乏新意。久而久之，《军事学术》对这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学术爱好者敞开了大门。
　　当编辑后，接手“军兵种问题研究”专栏时，一位编辑留话：这个专栏主要由海空军自行组稿，我们编发就是了。
　　“这怎么行？搞学术研究怎么能放弃主导权呢？”胡文龙决心改变现状。他主动与军兵种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只要有学术研讨会，他都想方设法参加。下南海、上北疆，进高原、登海岛，两年下来，他参加了40多场学术研讨会，观摩了多场演习，参观了大量武器装备。
　　渐渐地，专栏由自发来稿，变为有计划组稿；选题也由他人设计，变为自主设计。后来，这个专栏一跃成为杂志发稿最多、最受欢迎的名牌专栏。
　　追求思想独立，注重理论创见，不仅浸渗在胡文龙的编辑思想里，还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英联军未遇有力抵抗，便长驱直入巴格达。对于这一“奇怪”现象，胡文龙出语惊人：伊军中了美英联军“声北击南”之计，没有在巴格达南部部署重兵。
　　此言一出，质疑声不绝于耳。胡文龙坚持己见，并撰写研究报告上报军委。胡文龙的判断究竟正确与否？2007年，《参考消息》报道：美军承认他们当时精心实施了“声北击南”谋略，其细节与胡文龙当年的分析几无二致。
　　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靠的是犀利的治学眼光，更离不开独立的学术操守。胡文龙重于此道，安于此道，不断发出“惊人”之论，“震耳”之语——
　　2005年，在全军一体化联合作战研讨会上，他对一体化训练盲目过热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当时我军尚不具备此条件。
　　2007年，胡文龙首创“和谐军事思维理念”，力倡“预防与打赢并重、合作与对抗并举、交流与交战并用”的新思维……
　　位卑未敢忘忧国，文章社稷一戎衣。在北京金山脚下一处僻静的院落里，几个月前失去爱妻的胡文龙，带着悲痛与思念，又开始伏案研究，一任思想的笔触在纸面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