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学界，没有谁比高小勇的故事多。因为，他有一个热闹的舞台——《经济学消息报》，这个舞台，不仅使国际国内顶尖经济学家以观点登台，还衍生出一段段他与众多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之间的恩怨情仇。
　　就存在的方式而言，《经济学消息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高小勇总结它是一份“无钱无势”的报纸，无钱，是说开办之初，它的财力对未来几周能否出版都没有把握；无势，是说它除了有些作者、书生，以及订户外，别无依靠，至今仍蒙当局“法外开恩”存活。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却在一两年内，数次成为经济学界的“风暴眼”，众多著名经济学家相继登场，激烈交锋。在短时间内，确立了在中国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样一份报纸，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个人，一份报纸
　
　　最初，高小勇是以愤青的姿态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学中文出身的高小勇当社会新闻记者时，觉得经济学家以说经济的形式来做社会批评很自由，而且这种批评还更有分量，所以就想办一份这样的报纸，来“想说就说”。他的第一个舞台是《经济学人周刊》，却在办了8期之后就被停办。被上面批评为“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发行方式恶劣”。在高小勇眼中，《经济学消息报》经历过几个过程：
　　报纸筹划和开办之初，高小勇的想法是“名人办报”。集结了众多大牌经济学人。这一时期，他约稿的思路是：只要是名人，文章的水平不考虑。这种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思路，却打开了一片天地。名人效应让《经济学消息报》迅速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亮点。1994年，《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寻”首创国内媒体的一项纪录：在林毅夫等人的帮助下，高小勇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面地采访了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一事件甚至被一些新闻教科书作为一次新闻实践的成功案例。直到2000年，江泽民在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专访时，还提到这一事件：“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 ——这一次的采访成为《经济学消息报》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高小勇本人进入“经济学家”行列的一个开端。
　　但在11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时，高小勇却坦率承认：作为这次采访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当时他还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而采访，不过是来源于他偶然的胡思乱想。甚至，12位诺奖得主讲了什么，他都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几年以后，在深入了解了更多经济学理论之后，他才真正理解了他们说的一些东西，甚至开始不同意其中一些人的看法。但无论怎样，在当年，高小勇此举，似乎有“站在巨人肩上”的意义。
　　从1995年开始，高小勇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是名人办报，他开始有重点地将作者目标集中在一批更年轻，也更有科学实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身上，如林毅夫、周其仁、樊纲和留美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人。这些经济学家们普遍有西方留学背景，热心于经济学方面的“西学东渐”、“洋为中用”。与开办之初相比，报纸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但从1997年开始，高小勇开始对此前《经济学消息报》上那种宏大叙事、宏观分析、似是而非的纯理论文章和来稿感到厌倦，他陷入苦闷之中，甚至跟朋友朱锡庆教授抱怨说，不想办这种报纸了，“没意思，就像天天看人算命，滥用感情，干这个还不如去杀猪当屠户有意思。”苦闷之后，他开始对报纸的风格做了大的调整，摒弃了只有政策建议却没有分析，与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现象严重脱离的文章。于是，原先作为主力作者之一的政府机构研究人员的来稿渐渐少了，挖掘了一大批尚未出名但有想法的青年学者。如今的《经济学消息报》不再像从前那么热闹，但高小勇却说宁愿要这种宁静。
　　读文学的高小勇，却一度在国内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张五常因此提出“经济学需要学吗？”这个古怪的问题。而多年前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开了个“均衡点”专栏的樊纲，则让高小勇知道了一句颇让天下经济学家骄傲的名言：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如今多少有点晦暗，用高小勇的话来说，今天，是“媒体和大众以痛骂经济学家为乐”的时代了，站在这样的时刻，回望所来路，高小勇颇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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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经济学人，几段恩怨
　
　　办报14年，如今头顶“著名经济学家”头衔的高小勇仍然不改其爱激动的脾气。也许，正因为他的大胆、坦率，高小勇和国内众多大腕经济学家们之间，有各种恩恩怨怨的故事。
　　他曾经挑起或参与过国内经济学界几次巨大波澜：上世纪他曾经以张五常的铁杆捍卫者形象，出现在国内关于张五常的的大争论之中，其时的经济学界如林毅夫等人纷纷出场的热烈场面，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一篇情真意切的《五常之谤》，使高小勇成为正反两方的众矢之的。其后，高小勇又推出一个名叫《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的重磅炸弹。在文中他观点鲜明地先肯定了吴敬琏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但转入正题后，却直陈吴敬琏“没有传承下多少知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此文一出，以吴敬琏在经济学界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而举众哗然。很难评价他的这些观点客观、正确与否，但高小勇的卫护和评判态度简洁、分明，完全没有含糊其词的客套，让人叹为观止。
　　在高小勇的故事里，张五常、林毅夫、厉以宁、樊纲、吴敬琏、汪丁丁、张卓元等人一一登场。热闹程度堪称群英会。
　　至今，高小勇仍然记得1993年初识张五常的情景。在海南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普林斯顿的邹至庄教授因为发言时间和张五常在会上冲突起来。中间休息时，高小勇调侃张五常说：“感觉被伤害了吧？”不料，张五常用生硬的粤语普通话说：“他根本不是经济学家，他是搞统计的。”这句话让高小勇有点震惊。2002年，北大博士后夏业良发表一篇著名长论，对张五常及其理论提出质疑。高小勇在春节期间闭门几天写成《五常之谤》进行反驳。回头看这段笔战，高小勇辩解说，“其实倒不因为我跟张五常有多深的个人感情。要说感情，我觉得与林毅夫、樊纲、汪丁丁还更亲密。我多次出国途经香港都见过五常教授，但他说粤语我听起来吃力，也听不懂，干脆就不听。我喜欢看他文章，却不想听他讲话。最近两年他普通话进步一点，才彼此谈话多些。一个不能用语言交流，而且又远隔千山万水的人，能对他有多深的个人感情？但我喜欢他的学问，我认为他是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想象力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但冷静下来，今天的高小勇也承认：《五常之谤》影响虽大，但对经济学和科学的理解却并不是很准确。
　　论及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在高小勇印象中，最严厉和沉痛的并不算现在。9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曾与吴敬琏先生在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他传真来一个稿子。也许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刘在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高小勇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樊纲。但樊纲的回答却是：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需要一个过程。
　　这篇稿子被压了下来，后来证明这是正确的做法。樊纲的宽厚和理性一直给予高小勇很深的印象。“说樊纲理性、懂科学，是因为他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樊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直到如今都争议不休的观点：经济学和道德无关。高小勇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充分理解经济学的科学实质。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后经济出现过热，《经济学消息报》上刊登了左大培《鼓吹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的利益驱动》的文章，引起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的反感。其中包括厉以宁。曾经一同筹办过这份报纸的厉、高两人因此交恶。董辅 老先生还特意为此事斡旋。董老先生已仙去，至今想起这件事，高小勇还心存歉意。
　　张五常曾称赞《经济学消息报》发掘了不少经济散文写得好的青年。北大有学生曾经买了消息报，等不及回宿舍就立即蹲在地上看，因为上面有篇汪丁丁写的《索尼悲怆》。高小勇评价汪丁丁是“最不为世俗利益做学问的人”。两人在一起会忘情争论。曾经创下过一次电话聊天5000元的纪录。汪丁丁喜欢黑格尔、康德，而高小勇却讨厌大陆哲学，喜欢罗素。“我们像《动物世界》片头上的两只猩猩，彼此抓挠，看似用劲，但都不伤害对方。而每次争论，丁丁都以他的博学和宽容来回应我的无知无畏和不忌不惮。”
　　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北京某媒体上发表“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观点后，引起媒体强烈关注。而面对批评，经济学家集体沉默。对于媒体与公众此次针对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火力凶猛的批评，高小勇坦言他很心痛，“这些批评和谩骂针对的都是不同时期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比如之前对张维迎，最近对林毅夫，以往对厉以宁。但是社会现在对经济学家的谩骂大都是感情用事，而且批评的在我看来都是最好的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张维迎，他们是懂，而且是尊重科学的。”高小勇此番言论，估计放到网上，会迎来一片反击。
　　在高小勇眼中，林毅夫甚至是“中国最有情怀和最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他是谦谦君子，从不臧否人物。”他认为如果林毅夫不去搞北大经济中心，而是埋头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内更有成就。“但是，正因为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出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当然，林毅夫的天下、国家、民族情怀，多少有些影响他的科学追求，比如他有些分析的约束条件指定。”
　　2000年的世纪之交，对高小勇来说，曾经意义重大，因为那是他的一个门槛：在徘徊、兜转了很多年之后，那一年，他才觉得他大致知道了经济学是什么，有一种发现的惊喜。转瞬数年，掌控“皇冠上明珠”的经济学家们却集体在舆论中褪了色。曾认为经济学是处理和分析人间事物最好工具和科学的高小勇，开始有点迷茫了：对于经济学、经济学家的认识，说不准，我的看法一直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