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生于1951年，陕西人。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4次获全国好新闻摄影奖，1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2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曾被授予“中直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抗击非典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20年前见证“民主的进程”
　　2008年“两会”，贺延光主要拍了3张照片。
　　一张题为《巩汉林听政》。画面正中，小品演员巩汉林身穿鲜艳的褐红色上衣，翘着二郎腿，坐在黑压压的代表席里，目视远方，表情严肃。图片说明是：“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贺延光说那天他的拍摄位置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一回头看见处于视觉中心的巩汉林，觉得他那与舞台上反差极大的表情，非常别致，便随手拍下。
　　另外两张（组）照片，一张是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手拿文件，即将宣读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步流星走向讲台的姿态，标题叫《华建敏大步说“大部”》；还有一组拍的是一位基层女代表历经周折，终于拿到胡锦涛亲笔签名后，激动落泪的场景。
　　贺延光已经许多年不上会了，“这不是折磨我吗？”他对报社总编辑说，“你不要以为我每次去都能拍到好片子。”可端起相机，他还是会迅速进入状态。“我最看不惯边嚼口香糖边照相的记者，你又不是守门员。”贺延光说，“照相机要时刻贴在腮帮子上，咀嚼会影响工作。”
　　20年前，贺延光第一次去拍“两会”，就抓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1988年3月28日，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贺延光拍下的这张黑白照片名为《民主的进程》。
　　“我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看见走道上每隔十几米就有竖着的一个麦克风，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贺延光说，“直到黄老先生突然站起来，大步走到麦克风前面说：‘我反对！’”贺延光恍然大悟，触电般举起相机。
　　而此时，一些跑过“两会”的记者根据以往经验，在大会进行到表决程序时就提早离开了会场。“这是我不能原谅的失职！”经济日报记者邓维早走了5分钟，错过这条大新闻，追悔莫及。事后，他“抡圆了给自己一个耳光”。
那短暂的几分钟，贺延光不仅拍到了黄顺兴的“我反对”，还迅速地掉转镜头，拍下了主席台上的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黄顺兴的意见。
后来，有同事对贺延光说，你要能把邓小平和黄顺兴拍到一张照片里去，就更牛了。“我说怎么可能呀，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贺延光乐了。
　
　　“四·五”抬花圈去天安门
　　1971年，贺延光得到了第一架照相机。
　　那是日本产的“120”，抗战时期从日军手里缴来的战利品。父亲把它拿给贺延光玩时，已经破旧不堪了，可在当时，仍然是一件奢侈品。
　　贺延光把相机带到了北大荒，劳作之余，给兵团的战友们照照相。在黑龙江的农场里，贺延光待了5年。“读的书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就知道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可是后来，林彪坠机，人心动摇，青年们开始千方百计地逃离。贺延光想到的出路是“困退”：“就是家庭有特殊困难，我母亲因病残疾，需要有人照料。”1972年，贺延光回到北京，待业一年多后，进了崇文区化纤厂。干部子弟、年轻、插过队，又是党员，贺延光当上了厂里“革委会”的副主任，一路顺风顺水，直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
　　“周恩来去世，实际上是一个导火索，人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四人帮’。4月1日，我组织了厂里的80多个人，抬着花圈去天安门。我还写了个悼词，里面含沙射影写到‘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大家一看就心领神会，因为那时候只有江青穿布拉吉（连衣裙）。
　　我们在广场上大声念悼词，唱国际歌，周围山呼海啸，非常悲壮。开头两天我没带照相机，没这个意识。结果有一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突然被收光了，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清明节还没过完哪。第二天更多的花圈来了，搭着人梯堆到纪念碑上边。北京有个什么重型机械厂，做了个铁花圈，个儿很大，用起重机吊到广场上来，看谁能弄走。我一看这阵势，赶紧跑回家拿照相机，又找我们工业局保卫处的朋友借了一台相机，两台一起拍。但很盲目，情不自禁地摁快门。”
　　5月6日，贺延光被逮捕，他和工友孙正一、陈瑞，被定为“贺孙陈反党集团”，另有100多人受此案株连。9月9日，毛泽东逝世。贺延光记得，那天同牢房的狱友号啕大哭，狱警在旁边盯着，贺延光哭不出来，就把头埋在膝盖间，装作时不时抽搐两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贺延光在牢房里一下蹦起来，抓着铁窗，歇斯底里地喊“胜利了”。12月4日，贺延光被释放，监狱领导告诉他：“今天放你是对的，当初抓你也是对的。”
　　
　　从团中央委员到摄影记者
　　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之前，贺延光的命运，本有无限可能。
　　1978年三四月间，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谷家旺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张道诚，找到贺延光了解“四·五”运动的情况。当时贺延光虽已出狱，但没有平反，正在位于昌平的北京手表厂实习，实际上仍然是在劳动中改正错误。3位记者采访了很久，稿子迟迟没有见报，贺延光很纳闷。“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记者是奉胡耀邦的指示，来秘密调查天安门事件真相的。稿子什么时候登，牵涉到高层斗争，要等胡耀邦下令。”
　　“天安门事件”全面平反是在1978年11月，而8月份，贺延光的个人平反大会就在崇文区工人俱乐部举行了。
　　“先是北京日报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给‘贺孙陈反党集团’平反，用语很含糊，但人们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贺延光说，这条消息马上被电台摘播，一下就炸锅了。“人们奔走相告，我成了全国都知道的新闻人物。”
　　贺延光开始频繁到各单位作报告，被官员接见，还当选了团中央委员。在许多人看来，贺延光仕途光明。他却在这时逃离官场，端起相机，到刚复刊的北京青年报当记者。两年后，又跳槽到中国青年报。
　　“‘天安门事件’已经画上句号，我没有必要再到处去讲了。这时候回工厂不合适，又受不了机关里的衙门气氛，我突然觉得对新闻工作还是有兴趣的。因为当年那几位记者找我秘密调查，真相一旦揭露，可以让很多生活在混沌中的人一朝清醒。1976年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拍照片，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可两年后那时的一大批照片展览出来，在社会上能引起巨大轰动，这都是新闻的力量。记者和真相联系在一起时，这份职业就令人敬重。再加上我喜欢照相，在别人眼里，我还算是‘会照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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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没有思想，但记者有
　　贺延光1981年拍摄的《个体户上街》，是他的第一张获奖照片。图片说明里写道：“大碗茶”，是北京个体经营最早走入市场的象征。
　　“当时洋洋得意，搞摄影第一次获奖，是很兴奋的事。”贺延光说，“后来才发现，这张照片问题很大。”
　　因为拍摄地点是天安门金水桥前。“民营经济几十年来都是受打击的对象，天安门前摆茶摊，2分钱一碗茶，这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贺延光说，画面中的人物情绪很饱满，问题在于背景，完全看不出是在天安门。“如果当时能把天安门的一角搁进来，就能很好地象征中国出现了个体经济的萌芽。”
　　对摄影的认识，当时的贺延光还很“嫩”。刚把相机当饭碗，什么光圈、快门，贺延光统统不懂，同行们也没几个真懂的。这还算好办，可以抓紧学习掌握，真正的问题在于新闻理念。
　　“我很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摄影界的视野慢慢打开。我看到了很多外国摄影师的作品，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是毛泽东去世时，有个外国记者拍的长安街的照片。照片上是‘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席’字中间是降了半旗的旗杆。就这样简单、客观的画面，给人的心理冲击却是非常大的。我们喊了几十年‘万岁’，从来没有人想到领袖真的能走。人们只以为，那降半旗的感觉就好像天塌了一样。
　　后来我恍然大悟，照相机是个没有思想的工具，但新闻记者是需要展示思想的职业。当你明白一个道理的时候，再往回看历史，可能就会看出故事来，有的跌宕起伏，有的惊心动魄。我把我曾经参与过的‘摆拍’式的新闻拍摄手法总结了8个字，叫‘领会精神、组织画面’。弄清这个问题后，我就定下了自己的工作原则，宁可拍不好，也绝不去造假。”
　
　　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
　　2005年4月29日下午，胡锦涛与连战在北京握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相隔60年的首次会面。为了拍好这张照片，贺延光事先考虑了3天。
　　“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位领导人面向记者，握手微笑——这种场面不是突发新闻，你完全可以预先想象到当时的场景。我想好的拍摄方案是：第一，必须拍全身照。两党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今天手往一块儿伸，步子往一块儿迈，这一伸手、一迈步，非常重要；第二，不能拍握到手的镜头。这是为了拍出象征意义，手还没有握到，只是表达双方握手的愿望。这样拍的话，外国人可能看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边的历史背景，但全世界的华人都能看懂。
　　当天上午，连战在北大演讲，我拍完演讲后马上赶回报社，告诉司机赶紧吃饭，15分钟后就走。去哪里？要到人民大会堂排队。下午3点会见，我12点半赶到，一定要抢占有利位置。画面上一共就两个人，你要是站偏了，拍到的就是后脑勺。到了大会堂才发现，我不是最早的，还有外国记者排在我前边。
　　现场留给记者们的地方是几个阶梯，我站到最高的第四阶上，目的就是要俯拍，让画面干净点，不然平视过去会拍到远处的门窗和其他人员。在等候的两个多小时里，我一直不停地试拍，调试机器。这时发现红地毯上有两个小黄点，一看就知道是两个人要站定的位置，瞄着那里拍就行了。”
　　胡锦涛和连战的手握在一起时，快门声大作，闪光灯亮成一片。
　　散场时，贺延光旁边的两个年轻记者兴奋地交流：“终于拍到了。”
　　贺延光问他们：“拍到什么了？”
　　两人把相机拿给贺延光看：“握手呀。贺老师给看看拍得怎么样？”
　　贺延光一看，他们拍的都是握手的半身照，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拍他俩的全身？”
　　后来，这张名为《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的照片，获得了人民摄影报2005年度全国最佳新闻摄影奖、2005年度中国新闻摄影评选金奖、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摄影是个价值观问题
　　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这个职位是干什么的？贺延光说就是个“名分”，现在他一不看稿，二不开会，听起来悠哉，可并没有闲着。“其实拍的片子很多，只是发表出来的少。”
　　30年来，每当“大事件”发生时，他几乎都在场，其中不乏危难时刻：1986年老山对越自卫反击战、1991年华东水灾、1997年广西边境大排雷、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2003年“非典”肆虐，贺延光在北京地坛医院里“驻守”了18天，冒着感染病毒的危险拍下2000多张照片。其中一张题为《面对生命》的照片打动了许多人：画面上是一名医生默然肃立的背影，他面前是一位不幸死去的“非典”患者的遗体。
　　“对事情的思考，比按下快门更重要。”贺延光说。
　　他给照片配的文字说明每每寓意深长，令人称道，也因此成为中国新闻界唯一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2004年7月7日，贺延光带着两岁的小儿子，到北京南五环外的一处楼盘工地玩，儿子说要看黑天鹅。“哪来的黑天鹅？”贺延光仔细一看，这里有个人造湖，果然有两只黑天鹅游在水上。贺延光随口问了一下此地的房价，售楼处的人告诉他，“最低7500。”“凭什么啊！”贺延光大惊，两三年前，这里每平米房价还不过2000多元。“就凭挖了个大坑，蓄上水，再弄来两只黑天鹅？”贺延光愤而操起相机。这张《房价因水走高》的配文里特别注明：北京是个极度缺水的城市。
　　“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变革，多数是表象平和的，实际又非常深刻。摄影记者必须瞻前顾后，了解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贺延光说，“这里面实际上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大时代下，他的镜头更喜欢对准小人物。《翻身的日子》、《重过复活节》、《牲口市场》、《防范与诱惑》、《国营店铺易主私人》、《众说纷纭“现代展”》……这里最著名的，大约要数1984年拍的那张《小平您好》。学者崔卫平评价贺延光的作品：“其中每一个单元，都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面窗口，透露着社会变动的大动作。”
　　2003年11月6日，北京突降大雪。第二天，贺延光本来要去人民大会堂，拍摄飞天归来的英雄杨利伟。路上，他遇见一队农民工，正在扛着行李过马路。贺延光下意识地端起相机。他对《北京大雪》的解说是：
　　2003年11月7日，一队民工在打工路上艰难行走，北京有数百万棵树木被风雪折断。
　　贺延光平时就连包都不带，兜里揣个小巧的卡片机出门，他说并不是所有时候，你都能自如地施展拍大片的本事。1991年华东水灾，他甚至差点被焦虑的灾民殴打。当时大堤上聚了几百号人等待救援，小孩哭大人叫，看见拿相机的人就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上照相？“我那时候就不再是个摄影记者了，倒像一个县委书记。”贺延光说，他要努力安慰大家保持平静。比这更危险混乱的局面也见多了，贺延光一面重申记者直击现场的必要性，一面也强调，宁可不拍，安全第一，“我从来都不认为一张照片的价值能超过人的生命。”
　　聊他的工作、生活、年轻时的挫折与信仰，聊他亲历的悲喜故事，和至今坚持的新闻理想，贺延光谈兴甚浓。末了，记者和他商量：贺老师，不好意思，能不能“摆拍”你一下？
　　好啊，他说，在新闻摄影中两种照片是可以适当摆拍的，一是合影，一是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