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已经闻到它的刻薄和尖酸，像是一个局外人的抽离与恶毒。但是这对《新闻晚报》的同行们并不公平。它创办时，我“上铺的兄弟”参与其中，我目睹了他们的狂喜与痛楚；我曾经是它的作者，聆听过它的读者的赞赏与贬斥；我还有朋友在里面，我能体察到他们的冤屈与心酸。
一个真正的局外人，尤其那些身在新媒体、移动互联、电商、生物科技等等朝阳行业中的人们，可以有看热闹、袖手旁观的讪笑，或者同情个体际遇的叹息以及对于生不逢时者的恻隐。这个时代是他们的，他们在塑造着这个时代的地貌。他们并没有拿起宰杀《新闻晚报》的屠刀；他们像是西装领带皮鞋的现代人，看着长袍马褂布鞋的古代人，赶着马车掉进河里，然后哄笑或者掬一把同情泪。但这和他们无关。
但不应该是我，我不能有促狭、间离和幸灾乐祸的讥讪。这与其说是嘲笑，不如是曾经长久浸淫其中、血泪劳心劳力、为新闻理想受尽屈辱的传统媒体老兵的一种悲怆与长歌当哭。10多年了，曾经的骄傲、荣誉和执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笑，也是极其苍凉的。
【狼真的来了，传统媒体被吞噬仅仅是个开始】
可是，对比国外的同行，中国媒体业连悲凉都已经慢了一拍。进入21世纪以来，媒体业的噩耗早就已经接踵传来，响彻天际。从报业历史最久长的《洛基山脉新闻》的倒闭，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全面转网，到《洛杉矶时报》的困顿，《商业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出售，到最主流的《华盛顿邮报》的转手和《纽约时报》的困境，国外的印刷媒体早就已经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歌舞升平的，就好像我们能免疫似的。狼来了已经叫了十年，一直到今天，才看见第一只鞋子掉下来。我们以前只见过因为管制原因、因为经营原因、因为投资原因……等等而关闭的媒体，我们第一次看见真的，因为行业形态原因而关闭了的媒体。
狼还是真的来了。而且中国媒体的数万只羊，还会一个个地被吞噬掉。噩耗才刚刚开始而已。
人们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必然，但是却一直不去追究这种必然所发生的原因。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新媒体的崛起使传统媒体覆灭了，似乎新媒体就是那个刽子手。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汽车逐渐取代了马车。人们也是这种看法，是汽车杀死了马车。但是如果汽车仅仅是一种更快的运输模式的话，马车不会消亡的。汽车终于取代了马车，是整个运输方式的改变，它包含了一整套系统的置换：动力取代了畜力、水泥马路取代了石子路和泥路、大规模运送取代了个体性、运输公司取代了仆佣式马夫……
可是人们还是说，汽车杀死了马车。就好像今天的人们说，新媒体杀死了传统媒体。
让我们回到最原初新闻产生的机制。因为市场的发展，人们需要即时性的信息来掌握价格的变化、生产资料的产地、原料的提供者等等，于是就有了招贴。但是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信息收集成为一种专门性的需求，于是信息收集员成为记者，招贴成为了媒体。市场不断扩张的时候，媒体的多样化和专业性就随之发展了，政治媒体、财经媒体、股票媒体、收藏媒体……媒体逐渐生长出自己的意志力来，第四权力、无冕之王等等光环也就出现了。
有一天，普通人的手机上出现了相机，网络上出现了贴子的时候，新闻收集机制突然发生了新的变化。
今天，聚合新闻、UGC（用户产生内容）、公民新闻、专业网站、电商网站、艺术网站、Facebook，Instagram，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带有信息收集的机制。专业化的信息收集机制崩溃了。
媒体崩溃了。
因为每个人，每个网站，每个博客，都是第四权力，都是无冕之王。行业逻辑崩溃，商业模式也就崩溃。
不是汽车杀死了马车，是汽车出现背后的生产逻辑杀死了马车。不是新媒体杀死了传统媒体，是新媒体出现背后的信息生产逻辑杀死了传统媒体。
【媒体死亡真相，离开母体或许意味着新生】
《新闻晚报》宣告或者被宣告死亡了，其它的媒体则忙着转型。转型的主要方法是把原来印在报纸、杂志上的东西搬到互联网上，或者在原来的模式上加挂各类东西，比如电商、比如社区等等。
这就好像把马车的马涂上油漆让它看起来像汽车，或者在马车上安装一个马达就假装它是汽车一样。
媒体人和新闻人一直抗拒这样的思维：新闻的权力已经下放了、普适了。拥有智能手机的普通公众，每天都在生产突发新闻；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普通用户，每天都在生产调查新闻；拥有个人博客的普通网友，每天都在生产新闻评论。所谓专业媒体的新闻验证，已经在被网络上相互的交叉验证所取代，并且比编辑更加有效、更加准确、更加全面。
意见领袖还在起作用。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巫师、预言家、批评家、革命家。只是他们不再附庸于某个具体的媒体，而是活动在一个个的平台之中。他们仍然是唐吉诃德，挥舞长矛战风车，但是他们已然没有必要绑在一匹特定的战马之上，他们像风一样在各个信息平台和自媒体中腾挪，哪里都可以是他们的战场。
这也就是说，整个信息产业的生产逻辑发生变化，媒体却仍然以一种旧有的组织结构模式来应对。不是吗？传统媒体也好，新媒体也好，仍然是记者、编辑、总编，编辑部、广告部、发行部（或者运营部）。
结果是：编辑部的编辑记者们永远跟在UGC的后面，去寻找和挖掘第二落点的新闻，今天由职业记者和编辑所产生的第一落点独家和突发新闻，恐怕在总的新闻产量中，还不到10%；发行部和运营部所运行的用户数量，远远地落在那些社交网站或垂直网站口碑营销所造就的星火燎原后面；而广告部殚精竭虑地坚持不懈地去追逐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客户们，却发现自己他们对于数据运算所精确指出的消费者一无所知。
逻辑是：今天，用户生产新闻，用户消费新闻。曾经，职业媒体和职业媒体人是这个世界上信息生产的垄断者。他们负责生产，受众仅是消费。他们既不能对新闻做出反应，也不能对媒体说三道四。而现在，他们是媒体的上帝——真的上帝，他们不但是媒体内容的消费者，他们也是媒体内容的生产者。试图用以前垄断新闻生产时代的方式去垄断生产和销售的媒体，只能是被边缘、被亏损、被关闭。
生产机制的改变，意味着整个组织结构的逻辑随之改变。媒体原本的组织结构，是聚合了一批职业的信息采集专业人员，从采集到编辑到发行到销售形成一个闭环体系。
可是今天新闻的生产权力下放了。机制变化了，那么，相应地，一个媒体机构的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和销售模式，都必须随着发生变化。在其它领域，其它商业，这一切都很好理解，而一旦到了媒体领域，似乎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然而，即便是行业的领袖者如《纽约时报》，也拒绝做这样的改变。他们，包括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媒体人和新闻人，都认为新闻的采集、验证和评论，是我们这些经过职业教育的专业人士的特权。公众没有生产、验证和评论新闻的资质。可是公众已经这么做了，并且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比我们做得好。
他们和我们一直在倡导平等、民主，可是当信息平等和信息民主降临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时，我们自己的奶酪被偷走时，我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被瓜分时，我们就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媒体死亡的真相。我们拒绝与这个时代的变化妥协，我们坚守着抱残守缺。
其实中国的媒体界还没有到达这里。我们连最基本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我们都还没有走到职业化，就已经面临了整个行业的解体。
上海报业停掉了《新闻晚报》，的确是有胆识的。消灭一张报纸，尤其一张党报的子报，在上海，其中所关涉的政治纠缠、人事纠纷、利益纠结，远非“胆量”两个字所能囊括。庸俗的语言说是壮士断腕，我看根本谈不上什么断腕，也没必要太乐观地认为上海报业开启的这个进程就能给它带来多么光辉的前程。简单地讲，还没有多少行业中的人愿意承认，他们已经失去了新闻垄断的权力，他们所要进入的领域，是和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公众的“人民战争”式的竞争。
毕竟，他们已经当精英太长时间了。
“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新识旧友，何处诉离肠。”一阕《江城子》，道尽《新闻晚报》人生离死别的愁绪。
一个机构的生死固然令人感慨丛生，一个行业的兴衰更加撩动多少离情别恨。但在我看来，新闻从来不曾有过如此风光的荣耀，新闻也从不曾如此幸运。
新闻乃是这个世界信息的呈现，它所涉及的区域越广阔、领域越多元、内容越透明、资料越详细、参与的人越多，它离真相也就越近。这才是新闻所要追求的目标。“真相，惟有真相”，这不是我们的新闻理想吗？曾几何时，我们这么骄傲地告诫自己。当今天，我们离真相如此接近的时候，我们却怀着一颗颗栖栖遑遑、患得患失的心？
或者，我们自己被媒体的光环所欺骗，错把媒体当成了新闻本身？媒体不过是新闻产生所依附的胎盘，他们通过提供职位、工作、薪金、荣誉、骄傲，像脐带一样给我们养分。可是脐带也是捆绑的绳索，我们必须服从于机构的权威、屈从于资本的意志、听命于领袖的驱使。如今这一切的枷锁都已经打开。离开母体并不意味着死亡，它也可以意味着新生。
《中国青年报》光荣的调查记者刘万永问，“报纸必死，可万一新闻理想实现了呢？”可见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悖论。新闻理想从来就不应当被媒体自身绑架。新闻理想不应当只是一个媒体、一个行业的理想，而应当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寻找真相、接近真相、发掘真相，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媒体错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公共责任和公共荣誉的惟一拥有者。
信息民主化如同水银泄地，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式的英雄不再出现，维基解密、Facebook的千万用户就是这个时代的媒体新英雄。如果媒体人真的有新闻理想的话，他们应该庆幸自己生逢了一个新闻爆炸的伟大时代，从而坚定地切断来自传统媒体的脐带，一头扎进寻找新闻表达新形式的大海里，自由地呼吸，生产和创造。
《新闻晚报》即将逝世，但是它所开启的时代，让所有怀有新闻理想和乐于拥抱新闻理想的人，倍感幸运。它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到了该重新认识新闻、重新组织新闻和重新革命新闻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