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詹姆斯·巴瑞最著名的一部童话剧，是《彼得·潘》，彼得·潘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阿忆，这位北大的教书先生、传媒业的老手，同时也如彼得·潘一样，是个孩子气十足的可爱男人——
以前见阿忆，除了在电视里，基本上是在策划会和录节目的现场。他不参加朋友们的聚会，私下里也很难约。这回，是走进北京大学的教室，听他讲课，然后闲谈式地采访。
阿忆，2005年8月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学期，他给本科生开两门专业必修课——《电视新闻研究》和《电视节目研究》——2007年春节那几天，他一直忙着制作课堂幻灯片和影视资料片段，据说是足不出户，我去听的是他这个学期的第一堂课。
好为人师，不怕穷
以前听别人说过，《电视新闻研究》是一门挺难教的课，讲不好，会枯燥乏味，学生出勤率低，课堂纪律不好，等等。
我其实没打算听阿忆的课，但要拍一些他的授课状态的照片，又约了他的课后采访，所以才不得不早去，听一下他的最后一节。不过课后，我后悔没有早些去。来上课的，除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之外，还有外专业外校慕名而来的旁听生。课堂秩序很好，没有人睡觉，没有人看课外闲书，轻松活跃，时不时能看到学生们会心的笑容，听到几声由衷的附和，有时甚至是大笑。下课的时候，居然是全体鼓掌，没有人急着往教室外走。这情景，在学生们大多十分挑剔的北大，很难经常看到。
看得出来，阿忆备课极认真，肯定花了不少心血，提到某位学者，马上就能让学生看到他的音容笑貌，谈到哪个节目片断，立即就可以点击放映。他的讲课很风趣，跟学生们的关系相当随和融洽。他说，这是因为他天生喜欢做老师，所谓“好为人师”者。
“你不在乎做老师降低收入吗？”
“不在乎，我也不缺这点儿钱。”
“你对坊间传言你‘哭穷’有什么看法？”
“对于谣言和误解，我从不在意，我从来就没哭过穷，我是觉得内地高校教师的绝大多数太辛苦了，月收入不算低，但高校福利陆续取消后，基本上是入不敷出。所以，我愿意为他们呼吁。”
“你的家人和朋友们怎么看你这样做？”
“当然觉得我幼稚。他们一直都觉得我很幼稚。”
“现在很多人在学你，把自己的工资条拿出来晒，你怎么看？”
“那不是在学我，那是在学他们想象中的我，我从不看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个人的工资而抱怨，他无法引起我的兴趣。他必须是为更多的人而战，我才会关注他，佩服他，支持他，甚至加盟他的阵营。仅仅公布一下自己的工资单，没什么意义。”
“很多媒体曝光你住着300万的豪宅？”
“为了离北大近一些，我在所有家人极力反对的情况下，拿出所有积蓄，为中关村的一套房子交了首付。那根本不是什么豪宅，只能说是‘豪地’，中关村无论什么房子，只因为地价贵，听上去都像是豪宅。开发商许诺今年10月交房，但到目前为止，钉子户还守在那里，所以我还要在去北大教书的路上多奔波两年。”
“你买这套房，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北大？”
“如果为了享受，我不会调到北大，工作更劳碌，挣钱更少，还要搭钱自己买房子，这是传说中的享受吗？”
“对这些事，你有什么感受？”
“唯一的感受是，不了解实情就凭想当然发表意见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倾心传媒，不离弃
十多年来，阿忆一直从事电视制作业，电视节目制作不仅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不离不弃的伴侣和知音。 在做电视之前，1994年，阿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策划兼热线主持人。
阿忆不愿被视为“主持人”，名片上总是印着“策划人”。他认为最尴尬的场面就是被陌生人视为主持人上前寒暄，甚至签名合影，这总会让他觉得拧巴，不知该说什么好。
阿忆赞赏法国大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话——“学者不要开口讲话，因为一张嘴就低于你的水平”——学者可以让电视节目相对深刻，电视节目却让学者绝对浅薄。但无论如何，更多人知道阿忆，是因为他出现在荧屏上，从凤凰卫视公司的“世纪大讲堂”，从各频道联播的“非常接触”和央视的“实话实说”，直至日播节目“翻阅日历”。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电视的？”
“1994年，给央视和中国发明协会的专题片《创新——民族进步的灵魂》做总撰稿。后来就刹不住了，陆续出任央视365集大型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总撰稿、凤凰卫视制作的16集大型专题片《北大缤纷100年》的总策划兼撰稿人、专访节目“鲁豫有约”的总策划和总撰稿……但这些都属于幕后。第一次出镜做主持人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张越和我应邀为凤凰卫视中文台主持“妙语论尽港督”。”
有人告诉我，国庆50周年时，与“凤凰”陈鲁豫联袂主持直播大典的，就是阿忆。很遗憾，那时我只知道陈鲁豫，不知道阿忆。后来才知道，陈鲁豫旁边那个陌生男子，正是阿忆——因为所有“凤凰”主持人都派完了用场，找不到一个熟悉历史细节的主持人来辅佐配合陈鲁豫，于是阿忆从幕后露出，临时补缺。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很好的主持人，比如2001年创办的“世纪大讲堂”，我作为创办人和总策划，干得不错，但我总认为，如果是我做幕后，由别人来主持，两相配合，结果一定会更好。”阿忆说。
2004年，坚决不相信电视读书节目会死的阿忆，再次接手零收视的“非常接触”栏目，担任总策划兼主持人，再次把一个濒死节目打造成高收视品牌，他用非常娱乐的轻松方式，为电视读书节目创立了一种新模式。
随后，阿忆接手“实话实说”，令诸多密友捏了一把大汗。此后，互联网上关于阿忆的大道小道消息，多如牛毛。与传言相反，阿忆为“实话实说”再度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
调进北大后，阿忆比以前忙了，便推掉了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只留下一个关于现代教育的节目，在教育电视台播。
曾经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阿忆主持的一次新春联谊会，抛开了电视，只为高端文人主持，简直是挥洒自如，灵活机敏，表现出深厚的学识和修养，比他在电视屏幕上强出百倍！
性情中人，不设防
那天下课，已过晚上8点，我们去吃晚饭，阿忆请客。他说不能聊得太晚，我以为是他太忙或太太管理比较严，阿忆憨憨一笑：“出来时忘带家门的钥匙了。”他是怕大半夜把太太敲醒。
早就听说阿忆有丢三落四的毛病，不锁包、不锁抽屉，不锁门，不锁车，代价是，2000年春节前丢了一辆白色越野车，便宜了盗车贼。
阿忆曾经洋洋洒洒，信马由缰，嬉笑怒骂地写过一篇长文——《凤凰不设防》——或许，“不设防”恰是阿忆的天性。
除了“不设防”，阿忆还不修边幅。
第一次见到阿忆是2000年1月初，在北京电视台录制他主持的“谁在说”，他穿的是一件蓝格衬衫，外加小马甲。后来，又参加了几次不同节目的录像，发现阿忆还是穿着那件蓝格衬衫，区别只是小马甲有时不穿。不知道是这种衣服他买了许多件，还是只把这一件衬衫当工作服，我至今无法弄清楚。在主持节目之余，给朋友主持婚礼，他穿的还是小马甲和这种或这件蓝格衬衫。
这一次采访阿忆，他穿的是一件驼色套头线衣，显得很臃肿，右手袖口已破，而且绝对不属于时髦的那种“破”，完全是失误而不在乎的“破”。
我在录制现场见过作为总策划的阿忆，由于不是他自己主持，他便席地而坐，与装景卸景的民工无异，但却督导着全场的工作。
在很多场合中，你都会明显地看出阿忆的不在意，甚至进了大学，不在意职称。他说过，如果北大愿意让他回去，给他讲师或助教也可以。当然，北大没那么吝啬，破格评定阿忆为副教授。同事们叮嘱阿忆，赶快把博士读了，否则，没法儿晋升教授，阿忆干脆地回答说：“如果这么麻烦才能当教授，我自愿放弃，当一辈子副教授！”
阿忆自称是一个热爱女性的男人，他的怜香惜玉，常常挂在嘴上，到处宣扬喜欢女人胜过喜欢风景，尤其喜欢那些“不知道自己漂亮的漂亮女人”，但他认为理想的女人，应该既懂数学，又懂化妆品。这么“好色”，可惜却只有怜香惜玉之心，却无偷香窃玉之力。做电视传媒，难免跟众多美女打交道，可他在与女性的交往中，善于把握分寸，雷池半步不越，以无厚入有间，所谓“游刃有余”。
20年前，阿忆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来考进北大法学院读法律硕士，主攻清末法制改革，因而历史和法律著述颇丰，解史犀利，见解独到。26岁时，阿忆写出《青春的敌人》，此书一印再印，一版再版，一直卖到了今天。1999年春天，阿忆憋在家里，足不出户，一口气儿写出120万字的5卷本巨著《共和国日记》。一个春天，120万字，阿忆拿起笔的时候还穿着棉衣，等他封笔走出家门，初夏已经来临。
不过，即使书再畅销，即使具有写作天赋，阿忆还是没有兴趣把自己培养成职业作家，他只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学者。
阿忆有一个名为“金色书房”的博客，建了没有多久，点击量便达到了380万。但因为备受关注，博文总被曲解，先是《红楼梦》的价值和崔朱纷争，而后是为高校教师打抱不平，最后是刘胡兰事件，他便于2007年1月写下关博声明，头也不回地走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阿忆极其简单，但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他似乎很少主动打电话，家里电话好像也永远没人接，手机永远关着，短信时有时无，寄信寄书给他常常收不到。他喜欢这个世界，但又不愿意深陷其中，所以经常躲起来，只和家人生活着。
问他近况的人多了，问的次数多了，他就统一回复说：“一切都好，只是太忙乱。”
戴着树脂眼镜的阿忆，看上去就是一个持重内敛的读书人，快乐、诙谐、与世无争。
阿忆既是举止庄重却神采飞扬的教授，又是外表厚道而内心智慧的主持人。他善于观察，敏于行动，也善于表达。他是狡猾的好人，大智若愚，傲慢但又谦虚。他是性情中人，内心狂放，但却看不见张扬。
如今，他乐颠颠，苦哈哈，忙着北大交给他的一大堆琐事儿，教老课，筹备一个又一个新课，指导研究生、研修班、本科生的论文，参与本科课程设置改革，带领学生从事一线社会活动，门下带着北京和深圳的5名硕士生，同时兼任着59名硕士生的年级主任，每个季度还要为北大基金会的《北大人》杂志润笔一番，等等等等。
他偶尔抛头露面，招摇过市，也依旧神出鬼没，踪迹难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