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以后，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有一种独有的现象---流寇千里。认识这一现象对于认识当今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一些社会现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没有贵族的社会

一些颇有见地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认为自秦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没有像样的革命（贵族革命）。主要原因在于经过两百多年的战国纷争，封建贵族势力逐渐解体。贵族虽然解体，但是贵族的精神---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却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平民阶层（汉后主要指的就是士和农）传承下来，并得到不断的提倡。孔子被认为是在平民中教授贵族学术的第一人。

《周礼》中记载：“唯王建国，佐王以治邦国，大曰邦，小曰国”这其中的王指的就是封建贵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指的就是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对抗，秦国是一封建势力，楚国也是一大封建势力，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和之后的农民起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到了汉，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了初步的确立，文治制度逐渐落到实处。虽然一时也有分封王侯，但是这些王侯只食邑而不临民，管理土地和百姓的有代表皇帝的文官。官吏虽然享有统治权位，但既非世袭，也非终身，只不过居于短暂的代理人地位。为自己而行统治，难免与被统治者对立，代理人则没有这个必要。况且秦汉之后，做官的机会是开放给每一个人，官员主要来自民间。

随着政治变化而来是经济变革，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过去的井田制逐步过渡到了税赋制，土地得以流通和自由买卖。虽然一时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土地有兼并集中之势，但是最终都是草草收场，势不可久！这也说明中国已经远离了封建社会，而朝着另外一种更高的理想模式发展去了。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阶级对立在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途中不断消弭。君临天下的帝王，当真成为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大小领主构成统治阶层大不相同。

秦以后，封建虽偶有回头，却难再复，在中国看不见统治阶级而只能够看见一个统治者。说是统治者，至多也就是一个统治的象征罢了，中国这样大的局面，没有法子真统治。由此，一方面，帝王要与民众结好感，而不能对立；另一方面，万一帝王倒台，天下大乱，民众也受不了。就这样，社会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面。

2、无兵的文化

在春秋时代，兵和民是对立分开的。车战成为当时豪族列强之间战争的主要形式，军器制作成为贵族保持其地位的一项重要事业。兵为社会上层专业，只有贵族阶级才能够成为兵。到了战国，为图霸业则变成全民皆兵，七雄如此，秦国更是具有代表性。但是汉后的两千多年，确实存在无兵的现象。

常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一说。当兵的只有流氓恶棍或者以罪犯充数，演成兵匪难分之势。有事的时候常借外族之兵，这种现象即使在盛唐的时候也很常见，为平“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回纥借兵15万。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但是军事火器制作工艺发展却很迟缓，最终被西方列强用大炮炸开了国门。这和上面所说封建解体的社会形势是息息相关的。

国家是一种秩序，秩序必依赖武力，武力只是一种工具，必然要有其操纵的主体。封建时代，武力操于封建贵族阶级，工具和主体相互匹配。但是秦后封建消弭，帝王成为孤家寡人，武力没有了交代，没有交代必然容易失去了控制，强有力的武力也是社会事实所不允许。只有在两军对抗的前提下，要拥戴一个首领，才能获得胜利，一旦对手消灭，则此方武力将无甘于服从一人的必要，弄不好就容易动乱。这也是历史上创业之主最难应付的问题，除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轻松搞定外，其他都是难免猜忌和残杀。

武力难有交代，于是乎中国历代帝王都要提倡与民休养，布德泽，兴教化，乃至所谓“以孝治国”。穷兵黩武的帝王最终都是没有好的下场。

3、乱世的出现

消极相安下建立的社会秩序需要各方的自我约束，所谓克己复礼，修身齐家。乱世的出现不外乎人心放肆，人心放肆导致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俗失效。到了此步天下大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帝王传承几代后逐渐脱离社会和民众，于外面的问题没有了亲切感受。“胡不食肉糜”之语响绝不断。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一味向外，不知自反成为一惯例。

其次，太平日久，人口增加，中国向来又不向外侵略，土地不增加，生产技术也没有进步。一遇到天灾，吃饭问题难以解决。再遇上暴君贪官逼上绝路，一经煽动，则饥民变为流寇，这也是历史的惯例。

最后，处于帝王和民众之间的士人---官员，也发生了问题，太平日久，风气逐渐贪腐，一心贪财，对上谄媚，对下严酷，缺少了责任和自觉。

社会秩序至此无法维系，一有风吹草动，天下大乱！

4、流寇千里

中国的动乱首先起于一时一地的饥荒，饥荒将农民调动了起来，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自由散漫惯了的饥民要临时组织起来必有赖一种宗教。如东汉末年有黄巾军；唐末有黄巢起义；清末有太平天国等等。其中十有八九不得不依赖于一种宗教的号召，如白莲教、八卦教、天主教等等。为要在短期内组织发动民众而兴起的宗教，内容上绝无好处。 钱穆认为：这是中国农民革命自身的一个致命伤。

农民暴乱之势一旦起来就必然有着流窜的要求，形成流寇千里之势。一方面社会构造使然，封建消弭的社会构造，自由而散漫，国家缺少强有力的暴力弹压工具，地方也缺少封建贵族，对流寇缺少强有力的抵抗和制裁；

另一方面，中国疆域广，一般饥荒灾难只在一地产生，要想乘着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扩大，势必采取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挟着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产可依，只能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流寇千里的现象。历史上来看，历次农民起义都是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社会元气损失大，而成事不易。

这种变乱，涉及区域越大，虐杀越烈，则裹挟越多。动乱起来就必然难以收拾。最典型的就是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足迹几乎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到之处，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危害之烈无以复加。根据历史记载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用他的肉和皇家园林里的梅花鹿一同烹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宴会，赐给部下食用，名曰“福禄宴”。

邪教裹挟下的流寇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使得他们只能破坏，难以建设，除非中途能够做一些改变。朱元璋的崛起一开始也是依靠白莲教，他最终的成功还是在于打出了反抗元朝外族压迫的民族旗帜，加上其自身的雄才伟略，赢取了民心。

5、鉴古思今

当前的中国早已和百年之前的形势大有不同，但是二千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而厚重，我们在看待和思考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还是能够看见历史的一些影子。就比如当前电商的疯狂发展，从其发端到扩大，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对照上面分析来看颇可玩味。

电商巨头疯狂发展的背后有几大因素。

1、 从社会背景来看： 一方面，传统大实体业者的麻木、无力和软弱，面对社会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和消费者的美好诉求迟迟难以给予很好的解决，对于电商潮流的兴起也缺乏强有力的好办法。

另一方面，行业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够突出，让社会经济生活缺少规范；其三，民众在各种风气的影响下已经变得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只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电商的爆发发展似乎成为人心极度苦闷下的一种夺路而出，一种宣泄的路径。技术是中性的，而技术背后的思想和价值观才是根本，就如同将农民临时组织起来的宗教一样，电商巨头通过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将其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传递给每一个消费者，妄图建立自己的王国。

2、 从发展的路径来看： 一方面通过利益把民众调动起来，以资本补贴，竞相低价倾销，抢占流量入口，比如一元出境游，特价秒杀，比如B2B大额度的补贴，比如P2P高额的回报等等。

其次，就是积极宣导一种消费理念或者建立一种消费习惯，这种理念强调占有，强调自我，切合了消费者的功利主义心理，少了一种生活应有的欣赏和领略之含义。

其三，就是通过扩散流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扩张，将一些实体业者或者普通民众裹挟着和他们一起，这些业者一旦被裹挟将难以脱身，只能跟着往前走。竞争越激烈，则裹挟越多。这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谈不上服务提升的，更是谈不上工匠精神，只有挣扎和煎熬。

当前整个实体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形势，难以看见希望和尽头。这样一种路子一味向外，最终也有违生活的欣赏领略之本意。这也将成为电商巨头最为致命的伤。除非中途能够做出改变，否则最终不得人心，归于失败。

老实说，这个时代谁要是忽略电商，谁就是不识抬举，不懂人心。电商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求出路的社会经济运动。 电商巨头其一开始也有其可爱之处，提出了很多契合人心的理想，比如：创造价值，服务社会、让旅游变得更简单、多快好省、品质生活等等。其短期内取得了这么大的影响也正是在于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做调整，他的致命伤也会愈发的暴露出来。

当年洪秀全通过宣扬西方的宗教而裹挟着一群农民建立了太平天国。虽然有着民族的成分，但是其宣扬的种种理念根基太浅，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反而向民族文化树敌。最终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领导的农民军给消灭。

历史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