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一）
大川正信先生于1950年出生于日本鹿儿岛。1973年毕业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之后进入东京外国语大学继续学习。1977年3月毕业后，被派往驻华日本大使馆。从他首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到今年正好过去了30年。1980年5月，他加入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1984年被派到电通北京事务所工作。此后，先后在香港电通、北京电通任职，现在就职于广州电通。可以说，大川先生不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也经历了中国广告从初创、成长到高速发展的全过程。
前言
我喜欢“南风”（HAE）这个词，更喜欢“黑南风”（KUROBAE）。
黑南风就像南国的风一样，暖暖的、润润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
在种子岛②，人们把从初夏到初秋这段梅雨季节从南边吹来的风叫“南风”。
台风在种子岛也是黑南风的一种。
数百年间，正因为南风所带来的风和雨的恩惠，我们岛上的人们才得以享受到山珍海味。
对岛上的居民来说，南风同大家的日常生活有着剪也剪不断的关系。
我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生活、成长，直到高中毕业。
或许我就是乘着这黑南风，去了东京并且来到中国。
2007年对我来说是难忘的一年。
3月23日，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已经过去了30年；
5月8日，做了出生以来的首次心脏(心律不齐)手术；
5月10日，80岁的老母亲驾鹤西去；
我在这种境况的围困之下，心境也在一点点变化。说不准就是因为这样，孕育了我想写《乘着黑南风》的想法。想以此作为我的半生记，不知道还得花几年才能完成，如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以未完成而告终，我想把完成的这部分书稿留给我的三个孩子。能详细地了解自己父亲的人生经历，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至少能成为他（她）们今后自己人生的参考。
我对父亲——大川正则的过去，特别是他儿童和青年时代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有时候想这样也好，但是偶尔不免会感觉有些遗憾。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像我一样品味那一份遗憾。今年，成为电通公司职员的作家新井满先生翻译、作曲的《化作千缕之风》在街头巷尾流行。种子岛这时候也是应该吹黑南风的吧。
就这样，我背负着黑南风而扶笔，决定把到现在为止活了的五十多年的半生记，赶着岁月，试着书写。
2007年6月4日始写于北京，在东京板桥区成增时期的两年。
1971年到1972年左右，我上大学一年级。当时，中文课生动有趣，教语音的杨明时老师表扬我说：“大川同学的发音相当好，有学中文的天赋”。相比之下，教英语的老师右田Ginger，一位美国籍中年女性，批评我“Mr OKAWA的英语不大好，很难再取得进步”。热情教我中文的杨明时老师是一个来自中国山西的60多岁老先生，据说他是年轻时就来到了日本。杨明时老师是杨氏太极拳的权威人士，着力于太极拳的推广，听说当年还在东京开设了道场，培养弟子，在大学执掌教鞭仅仅是他的兼职。当年，日美两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均急于接近中国，这种形势使我非常苦恼。是继续学习英语，还是转系学中文呢？深思熟虑后，我下定了决心，毅然转到中文系。在大学二年级的一开学我就转系了。
昭和46年（1971年）4月
我记得，当时的大东文化大学中文系分为两个班，一共有40人。学生大部分都是与中国多少有点关系的人，譬如父母是属于日中友好团体或友好商社的友好人士，或者是与中医、针灸、篆刻有关系或有兴趣等，像我这样和中国完全没有一点关系的人很少。
当时我想转系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考虑：
第一、日本社会对日后中文人才的需求已经呈现出来，物以稀为贵，随潮流能混口饭吃。
第二、如果保持现在的英语水平并且会说中文的话，那我将能跟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约25亿人交流。上述第一点的考虑可以说完全应验了。第二点则非常遗憾，没想到我会把英语都忘光了。大学二年级时，英语成了我的第二外语。
1972年9月29日，日本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亲切握手，实现了历史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
中华料理店的服务生
今天，在东京池袋车站的北口还有一家名为“地球饭店”的中华料理店，我在那家料理店做了一段时间的服务生。
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大部分是台湾人。我是这样计划的：在那里上班既能挣到钱又能学到中文，既交到了台湾朋友，中文也稍微有了进步，可谓一箭双雕。在那家料理店的经验后来成为我去台湾短期留学的契机。
第一次出国，在台湾的短期留学
大学4年级时，因为即将毕业，我开始担心就业问题。因为在我的学生时代，为了生活每天都要打工，因此，我的中文也没有多大的进步。我想这样下去的话，我对在大学里所学的中文专业没有了自信，对将来的就业肯定会有影响，于是我决定去台湾夏季短期留学。当年情况与现在不同，别说去中国大陆留学，就是旅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66年起，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各地处于混乱的颠峰。当时，教中文的西铭律子老师利用暑假，要到以前自己短期留学的台湾旅行，所以她为我们介绍了台湾。
这正是急奔渡口恰有停舟。我们两位男生和一名女生一起去，三个人可以互相照应，男生是我的学弟——3年级的高根茂树，女生是同班同学二本柳小姐。
短期留学期间是7、8月的两个月。我就这样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海外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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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市内，我们住的地方是台湾师范大学附近的公寓，公寓的房东是西铭老师的恩师，所以廉价出租给了我们，一共是三间房，时间为两个月。我们上的学校不是大学，而是专门学习中文的语言学院。学院在忠孝东路，我们每天坐公共汽车上学和放学。
这里的老师大部分是以前从大陆北方来到台湾的，即所谓的“外省人”，这些人讲的普通话比台湾人的发音要标准多了。
我每天的留学生活大概是这样的：上午上课，下午是自由活动，因此我决定到市里的主要百货商店去，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和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练习一下上午所学过的词汇。因为没有钱，所以也就没有买东西。
数日后，西铭老师带我们去“中华街”，那里有集中了专门面向外国人开的土特产商店，并给我们介绍了其中一家商店，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那个商店的售货小姐——许小姐。老师好像和许小姐很要好，什么事情都跟她商量。从那天开始，每天下午我就来到这个土特产商店。
在来往的过程中，许小姐向我介绍了一个青年人，他就是林添福先生。这个人后来成为我在台湾生活的两个月中不能忘记的恩人。
他几乎是在每天的傍晚到我的公寓，带我骑着摩托车到各处游玩。在以后的数日里，我就坐在林先生的摩托车的后面，疾驶在台北的城市中。
托林先生的福，我在短期内游览了淡水、基隆、北投、阳明山、乌来等台北众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台北夜晚的街景非常令我满足。更为难得的是，他承担所有的费用，包括我的饮食费用。
我见过他的太太，她的太太由于虚弱经常喝一些蛇肝汁，我想，这些费用一定是他的巨大负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要报恩。他好像比我大10岁左右，现在大约已有65岁左右，应该到了退休年龄了吧。他真的非常关照我，我衷心地感谢他。
暑假结束后，我回国了。学校开学后，我的中文在课堂上立竿见影，老师讲的内容马上就能听懂。我的同班同学深感吃惊：“大川，你的中文真好”，我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功效。
虽然我赋予了自己自信，但如果从大东文化大学毕业的话，很难去好的公司就职，看一看我的同班同学的情况就很清楚了。
因此，我决定继续升学，决定去我从小就梦想去的国立大学。我以最难考入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作为目标，并且以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言学科作为我奋斗的目标，拼命开始学习。这是发生在我大学4年级的后期，在板桥的日荣庄的三帖榻榻米上的事情。
东京外国语大学应试
过了大学四年级的新年，我给住在种子岛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主要的内容是：“今年，我要为我的一生赌上一把”。在我母亲的晚年时，她向我提起她依然记得当时的那些电话内容，但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具体地对我母亲讲要考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事情。在12月到第二年2月的3个月期间，我在三帖榻榻米上，靠着买来的一箱橘子和一箱方便面开始拼命学习。那时真的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所有求职活动和打工全都停止，时至今日，我再也没有这样学习过。当年如果失败的话，一切就结束了，这是一场真正的背水一战。
2月下旬我到东京外国语大学参加入学考试，应试科目是中译日、日译中、作文、中文口试和普通面试。因为是对三年级的入学考试，所以免除了一般教育课程的考试。
当时中文口试的面试官是一个叫林晓蓉的中国女老师。普通面试的考官是两位教授，一位是教中国文学的金丸邦三老师，另一位是教中国汉语语言学的舆水优老师，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难缠的问题。
问：你即将从大东文化大学的中文科毕业，为什么不考研究生反而却来报考这个大学的本科生呢？
答：由于我的家庭情况，我不得不在学生时代的四年中去打工，因此，不能进入很好的学习状态。我想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尽情地学习。
问：如果你考上了我们的学校，会不会继续打工？
答：不会，因为我在大东文化大学时留有一些积蓄，而且，如果拿到奖学金的话，我的经济也比较宽裕，这样，我就可以专注学习了。
问：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你想从事哪些工作？
答：我打算做一名外交官。(坚定的)
问：是真的吗？做一名外交官是困难的。
答：我会努力的！我想，当时大概就是以上这种情况吧。结果出来，我合格了！我高兴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还记得，我一个人偷偷地去看公布牌，在录取名单的最后面写着我的应试号码。我高兴地想跳起来三呼“万岁”，但最终还是控制住自己没有这样做。我紧握拳头说：成功了！
这样，在1975年4月，我终于成功地取得了第二次大学入学考试的胜利。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象大东文化大学那样被老师推荐入学，而是真正凭自己的实力考入大学的。
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期间，我非常想去中国，在当时到中国只有两种方法：第一、进入外务省成为外交官；第二、参加并通过外务省的“派遣员”考试去中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理由非常简单，第一种比较难，而且我也没有自信。第二种比较简单，大东文化大学的前辈中有五个人是第一期生及第二期生，有派遣的实际例子，而且，只要考试合格，马上可以被派遣。
可是，这个考试每两年实施一次，我毕业的年度是不实施考试的年度。这意味着为了实现前往中国的梦想，我需要留级。我毫不犹疑地决定留级——留下两个科目8个学分。
在留级的期间，我拼命地打工挣钱。派遣员考试日期终于来临，考试地点是在外务省，考试内容与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入学考试科目大体相同，但是水平不一样，因为去中国必须具有即战能力，特别是在口语方面。口语的考官是小原老师，曾驻中国后返回的一线外交官，是给总理大臣和天皇陛下做过翻译的人。
考试通过了！应试十几个人中只通过了两个人，我和亚细亚大学的学生落合。我们两个人成了第三期生。
然而，我留级后的大学毕业考试竟出了问题，我最后的科目由于出席率不够，考试的结果也不令人满意，有可能不能取得学分。在危急中，我决定使用最后的一张王牌，我找到和我一起参加入学考试的同年级的前田悦子，请她帮忙。她的学习成绩很好，特别受教授喜爱。我们两个人拿着日本酒到教授的家里作了拜访，并向他解释说如果我不能取得学分的话，我将去不了中国等等。后来感谢前田悦子，我成功地取得了学分！
1977年（昭和52年）3月16日，我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