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7日是新华社成立87周年，作为党领导的宣传机构，在成立初期，没什么家当的新华社面对的是国民党“东亚第一”的电台、满是“大V”的报刊还有覆盖全国的宣传。

　　创业艰难百战多，当时的新华社是怎么从国民党的舆论网撕开一道口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呢?又是如何打败国民党的“超级新媒体”呢?库叔今天就来跟你讲一讲。

　　1、“东亚第一”的电台和满是“大V”的报纸

　　从1926年开始，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由南向北，各个击破曾经名噪一时的军阀，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作为当时北伐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由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此后的蒋介石并未丝毫松懈，他马不停蹄忙着做几件大事：

　　一是忙着火并和协调国民党内的各派系、大小军阀以及地主乡绅;

　　二是集资，毕竟无论打仗还是搞建设都需要钱，蒋介石利用之前混迹江浙沪财阀圈和黑帮圈的人脉，筹集资金;

　　三是“剿共”，虽然之前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围捕，但共产党像星星之火不断聚拢，慢慢有了燎原之势，在十多个省区都建立了根据地，武装力量发展到了十多万余人。

　　其实在这三件事之外，还有一件事也很重大，但特别容易被人忽略：筹建和恢复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

　　这是一件足以比肩前三者的大事!

　　“一报一社一台”产生之后，上可为战争采集情报，传达命令，下可控制舆论，教化民众，对于想独裁的蒋介石来说，这简直太重要了。

　　他不但委托自己的亲信陈果夫亲自挂帅操办此事，且丝毫不在乎当时吃紧的财政，不惜重金购买国外先进的通讯设备：美国产500瓦的播音机，德国产无线电广播和75千瓦功率中波机。

　　这就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办公地，绿树掩映下的中西合璧式钢筋混凝土建筑，屋内还备有存放各种仪器、设备和电缆的仓库，可见家底之厚!

　　广播人员居住的大院，宽敞舒适，隐没在一片树木中。

　　这规模在当时整个远东也是数一数二，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

　　民国年间编纂的《首都志》里对“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盛赞了一番：“大电台益臻美备，不特为我一国之荣，抑且为远东生色”。

　　国民党的电台是设备先进、办公地奢华，其报刊也是占尽了优势。

　　给国民党《中央日报》写稿子的，个个都是大V级别的人物，每一个拿出来都是粉丝上百万，比如政界新秀蒋介石、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等，“骨灰级别”的政界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学术界的明星级大V蔡元培、罗家伦等，既有权威的当权派政治人物、影响颇广的元老级人物，又有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简直就是“全明星”的梦之队组合!

　　除了“全明星”的写手队伍，国民党还建起了密布全国、无孔不入的报刊网络，旗下有《民国日报》、《华北日报》、《武汉日报》、《北平导报》等等，基本实现了对于全国边边角角的全覆盖。

　　报刊和电台所用的新闻资料都来源于中央通讯社，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也是“资历较老”了——早在1924年就成立，还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

　　这些无懈可击的设备、豪华的写手阵容和铺天盖地的传播体系组成了国民党的通讯系统，这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超级新媒体”。

　　它的内容定位主要还是“剿共”，就拿《中央日报》来说，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0年12月中原大战结束到1932年1月“一·二八” 事变发生的 14个月中，《中央日报》要闻版曾用整版或大半版的篇幅刊登大型各类反共“剿赤”文稿、社评等约有100篇，至于消息、简讯等几乎每天都未间断。

　　作为对比，同一时期该报所发表的有关抗日方面的报道、社评等仅20篇。

　　于是，在国民党“新媒体”的猛烈舆论攻势下，实力较弱时候的红军就成了“残匪”，实力变强了就是“强寇”，不强不弱时候就是“赤匪”。

　　2、“超级新媒体”宣传套路深

　　为达到宣传目的，这“新媒体”也是煞费苦心，用了三种“套路”来抹黑红军，这“三张牌”打得可谓有声有色：

　　一是“优势牌”，主要是国军有多强，红军有多弱。这种写法一般都采用“谣言+标题党”的手法，题目一般都超级长，基本读完了题目就不用看内容了，所以我们也列出几篇有代表性的题目：

　　《剿匪大包围计划已完成，各军正向宁都东固广昌努力推进，三路进逼匪众被歼者在万人以上，何应钦令各部监视朱毛勿被逃脱》

　　《共匪实力消灭殆尽，各军四面包围已成瓮中之鳖，匪巢纷纷击破鄂境已无匪踪》

　　《彭匪德怀被毙，赣赤匪士兵多逃亡》

　　《陆海空军痛剿湘共匪，匪首朱德已被我军击毙》

　　......

　　这种宣传下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都被“击毙”了好多遍，“击毙”完了之后还有“炸毙”，比如《赣省匪首被歼志，朱毛有被我飞机炸毙说》这篇，不但领导人被“击毙”，红军战士也好像很不堪一击，没怎么样就“消灭殆尽”了。

　　然而，每天阅读这家“新媒体”的读者可能会被这些相互打脸的新闻弄得晕头转向，一个人怎么可能被多次“击毙”，“消灭殆尽”为什么依然在“围剿”。

　　久而久之，大家对第一种方法也就很不屑了，于是，这家“新媒体”又打出了第二张牌——“谣言+惊悚牌”，就是写“红军就是红色魔鬼”，是留着长胡子、占山为王的绿林响马，《中央日报》的《赣赤匪怪状写真》中写道:

　　“凡赤匪所到之处，差不多女性不被杀便为匪所蹂躏，匪区中的女性完全成为赤匪吸引男子的工具了。匪党高唱打破廉耻，究之不外要使人类变为禽兽，把人类的兽性极量发挥， 把人类的人性尽力消灭......”

　　这方法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当时中国的民众本来就对连年的军阀混战、盗匪丛生比较反感，也对远在千里之外的红军没甚接触，所以在这样的宣传之下对红军还是存在着一些误解，能读懂报有点墨水的人尚且存在误解，就更不用说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劳苦大众了，他们通过道听途说，然后掺杂上一点自己的想象，更是把这种误解放大了。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就写道“黑娃现在受雇于二原子上一户人家，给人家斩崖挖土打窑洞，知道满原都在摇铃般传说着他的朋友是共产党。雇主在吃晚饭时问他：‘鹿乡约的共产党后人得是红眼睛红头发的洋种?’......哈呀我说啥洋种不洋种的!他官名叫兆鹏，小名叫拴牢，跟我一个桌子念书，给我吃过冰糖，跟咱一模一样，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土种!”

　　“优势牌”和“惊悚牌”都打完了，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优势牌”自己就相互打脸，而“惊悚牌”刚开始还可以，后来大家就见多不怪了。

　　那只好祭出大招“温情牌”——找来了一些“群众演员”，当事人、受害人、外国友人、亲历事件的军官等，要什么角色就能有什么角色，他们声泪俱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自己的遭遇，想让读者身临其境，于是就有了类似这样的新闻，《剿匪军官一封血泪书，请看赣省赤化区域之惨状，压迫民众加入工作不从即杀，老弱妇幼亦难幸免惨杀无数》。

　　国民党的“新媒体”就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占领舆论制高点。

　　3、从0开始的“新媒体”

　　被抹黑的红军却坐不住了。

　　红军战士每每看到外面报纸上对自己的污蔑，早就不知道在心里喊了多少次“这个黑锅我们不背!”，也想着从舆论上反击。

　　可当时“小米加步枪”，温饱尚且徘徊在低水平，哪有条件弄来电台?即使弄来了电台，基本来自底层贫困农民和放牛娃的红军战士，谁会用电台?即使都会，怎么与强大的国民党通讯机构争夺舆论阵地?

　　问题叠着问题，虽然红军不断地在发展壮大，也依靠着“诱敌深入”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始终就像是在黑夜中摸索前行，耳鼻喉眼功能尽失。

　　这很被动!

　　那时的根据地由于道道山梁、声声炮火的阻隔，信息在这里简直就成了奢侈品。毛泽东还是从一张过期的旧报纸中才看到妻子杨开慧去世的消息，而妻子就在江西的隔壁湖南，消息足足隔了好几个月才知道。

　　这样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

　　可未曾想，机会没等多久就来了。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老蒋集结10万大军杀向江西南部，可三万多人的红军就痛击了国民党的来犯之敌，在龙岗一役中还捉了总指挥张辉瓒，此战全歼九千余人，缴获武器近万件。

　　然而，让人兴奋的除了“敌军宵遁”之外，还有战士们缴获的半件礼物——一台英国产的15瓦收报机。

　　为什么是半件?

　　其实刚开始缴获的是一整部的，结果当时的红军战士只认武器弹药，除此之外的便毫无兴趣，像电台什么的就砸了。

　　对于此事，毛泽东发火了，告诫红军战士：以后凡是看到不认识的都好好保存，送到红军领导人那去。

　　电台也算有了，两个现成的国民党报务员刘寅和王铮也被俘虏了。

　　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接见了这两个“俘虏”，朱德底气十足，充满乐观地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会给我们送来。”就像歌里面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造的不光是枪炮，还有电台。

　　朱德的话没说多久就应验了，又一次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整部没有砸坏的电台。有了电台后，又开办了《红色中华》报，这下红军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就算是开张了，这就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

　　这是“红中社”的办公地点，没有洋楼，没有大院，没有考究的布局，只是一间伫立在田野中面朝阳光的土坯房。

　　再看“红中社”的电台，也就是那“一部半”。

　　战乱时代有时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电台也会被带着到处跑，可能会没电，那怎么办?

　　这就需要一件“神器”——手摇式发电机。

　　有了手摇式发电机，战士们再也不用担心停电了，有时候“红中社”从社长到普通职员每天起床后就急匆匆地集中精力忙一件大事——摇马达!连续摇上两个钟头，直到胳膊抽筋，然后才甩着抽筋的胳膊去上班。

　　红中社的早期工作人员，最左边是王铮、最右边是刘寅，刚开始就是这几个人

　　这是《红色中华》报，每天还都要靠红军战士挑着翻山越岭，越过重重封锁，有时遇到国民党军恶战一场才能交到老百姓手中。

　　老百姓翻看时会发现一些污点或者红点，那是红军送报人员的汗渍，或者血渍!

　　红中社就靠这些简单的家当开始运营了，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这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小的通讯社，光看那些家当也知道基本算是最小，随便拿走一样就没法运营下去了。

　　就是这样小规模的通讯社，也已经让毛泽东激动不已，说那是宝贝，是千里眼、顺风耳。

　　毛泽东每天还会早早地专门跑到通讯社来看还没有整理好的新闻和消息。

　　4、新华社的“辟谣大战”

　　1937年1月，根据中央要求，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

　　那时的新华社刚开始还没有广播台，因为电台打仗时候要用，敌军会随身携带，可以在战场上缴获，而广播台没人拿到战场去，所以不能通过缴获来得到。

　　直到1940年周恩来访问苏联才带回来一部苏联赠送的广播台，发射机在偏僻深远的山中，仍然是没有汽油和电，这就不能靠手摇发电机了，就算摇到抽筋也不能供应这么大的机器，可办法总还是有的——红军战士搞来了一个汽车引擎，用引擎代替发动机，然后燃烧木炭产生的煤气来带动引擎。虽然让“发动机”运转的步骤多了一些，但还是开动起来了，真是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电线杆子也是，只能用木头杆子接成三节立起来，虽然没有当时的照片，但我们大致可以想象一下，红军的电线杆可能是这样的。

　　虽然设备是差了点，也不是一般的差，可红军也终于有了“新媒体”，于是，“新媒体”的圈粉之战打响了，一个武装到了电台内的每一颗螺丝钉，另一个连螺丝钉都缺。

　　不过，条件再艰难也要不断地反击，争夺舆论的高地!

　　一上来，新华社面临的难啃骨头就是“谣言”，国民党利用手中的“三张牌”制造了大批量的谣言，像充斥在空气中浓重的雾霾，遮住了晴蓝的天空。不要小看这些谣言，直到国民素质大增、科技水平猛涨的今天谣言尚且还在朋友圈里疯狂乱窜，更不必说在信息闭塞的当时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有句“名言”：“谣言千遍成真理”。

　　因此，击穿谣言就是新华社这家刚开张不久的“新媒体”头等的大事!

　　新华社开始亮剑了，先把敌人抛出的繁杂的“谣言”进行系统的分类，然后，一类类解决：

　　一是对于谎报军情、谎称共产党领导人“病死”，“负伤”，“被击毙”等等消息。

　　新华社有的根本不予理睬，民众对于太“恶趣味”的新闻自然有分辨能力，而在关键时刻，新华社也总能站出来很巧妙地反击一下，比如国民党中央社在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造谣了个遍之后，又轮到多次“被牺牲”的刘伯承了，“谣言过滤器”新华社及时推送了一篇报道：

　　“新华社随刘伯承将军总部记者7日电 当记者往访刘伯承将军时，将军总部浸润在紧张而冷静的气氛中，发报机的马达隆隆作响，街上电线纵横，通讯设备极忙碌，刘将军在一幅巨大的地图前以电话指示机宜。记者以中央社捏造刘将军牺牲广播稿出示，刘将军一笑置之，仍继续其电话指挥。他正在创造一惊人战果。据刘将军总部某权威人士称：中央社这种无聊造谣，在于掩盖其接二连三败绩，并图以振奋其再衰三竭之士气军心......他说：刘将军现正发挥其高明的军事指挥天才，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军将再一次尝到刘将军的厉害。”

　　“随刘伯承将军总部记者”现在离着刘将军可能不到一米，而国民党“中央社”隔着十万八千里，谁说的更权威?

　　对于自己的“被死亡”，刘将军都懒得回答，笑而不语，而“权威人士”并没有劈头盖脸的加以谴责，只用了“无聊”两个来说中央社是有多么的“低趣味”，读者们彷佛被带入到了这样一幅场景：刘将军很忙，只是笑了笑，权威人士平心静气，面带蔑视的分析着中央社的“无聊”举动，伴随着后面隆隆的马达声，战士们进进出出的脚步声....现场感十足。

　　二是对于起义或者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中央社一般借机塑造成“杀身成仁的烈士”，在“新媒体”上大肆渲染，鼓动不知情的被俘或起义将士家属控诉“赤匪”的恶行。

　　对这种谣言，新华社多是采访“杀身成仁”者，用“活烈士”被俘经过给以嘲笑。于是就出现国民党被俘士兵现身说法：

　　“起初我不敢承认我的姓名和身份，后来我在生活环境里，发现了我并没有遭受什么可怕的待遇，我有行动的自由，阅书的自由，每天有许多同志来慰问我，我在这里的生活和在职时候的生活一样，请所有关心我的朋友放心。我希望大家把正义感拿出来，自相残杀的行为不做也罢，更不要顾虑放下武器以后的结果，共产党军对我们是极为宽大的……”

　　结果是亲属们刚参加“追悼会”痛哭流涕，就从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亲人的声音，变成破涕为笑。

　　不仅这样，新华广播电台还专门搞了一个“对蒋军将士广播”的节目，隔三天就播一次，专门邀请被俘国民党将士谈谈大家普遍关注的待遇问题，这吸引了大量的国军士兵年来围观，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不被俘虏，国民党还老不发军饷，真正找到了国军将士的“痛点”，让他们“跳槽”的心开始萌动。

　　这样的节目有没有效果呢?当然有。

　　抗战时期新华广播电台通过向日军播报日语版的这种节目就成功瓦解过敌军，曾担任专门教育被俘日军的工农学校校长赵安博回忆说，“当时被俘日军中有不少人听，他们有收音机。有的士兵听了之后反正过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士兵情绪低落，集体投降八路军的人不少，我们的广播在这中间也起了作用。”

　　外来的侵略者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国军”了，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在率部一万余人起义之后，还积极通过新华社发声“在本军自到解放区后，深受各界爱护真诚相待，尤其驻地居民在精神与物质上极力相助，因而军民关系素极融洽。我军官兵生活有足够供应，较之蒋军官兵生活不啻天渊之别。”

　　三是对于牵动全局的政治谣言，新华社往往严肃、有理有据地加以驳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还会亲自处理。

　　比如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七千多新四军被俘和牺牲，事件发生之后，身为谣言制造者的国民党就开始紧张运作起来了：

　　先是“恶人先告状”，在《中央日报》极为醒目、阅读量超高的位置刊登了《新四军抗命叛变，全部解散番号》的消息，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攻击友军，已紧急处置，将该军全部解散。”

　　然后，中央广播电台将这个观点通过声音传递到全国。

　　往深层次去写，加深一下，发表社评《抗战的纪律》，先怒斥新四军不守纪律，再煽煽情，“......我们更痛心,更惋惜,其心理与诸葛孔明斩马谡相同......”塑造了一个刚正执法而有情有义的形象。

　　最后“再补一刀”，《中央日报》发表《特种宣传纲要》，强调军队纪律，把新四军树立为反面教材。

　　国民党的“新媒体”一来二去，制定了一套堪称完美的计划!

　　忍受了欺凌，还要忍受污蔑吗?共产党的“新媒体”也开始反击了，这显然需要新华社与一大帮兄弟媒体的共同运作。

　　《新华日报》先来充当“先锋”，来了个“三连击”——刊登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中更是悲愤地写道：“呜呼!命令!命令!军纪!军纪!天下无穷罪恶，均假汝之名以行。”

　　然后，《新华日报》就被国民党查封了。

　　新华社这家“新媒体”这时接下了重担，利用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社论《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通过缜密的分析把国民党亲日派残害新四军的行为跟日军的行为划上了等号，都是在阻挠中国人民抗日，“......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当时民众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侵略者了，残害新四军的亲日派竟然明目张胆地杀害中国抗日力量，自然怒不可遏。

　　接下来，新华社还播发了叶挺被俘后拒绝诱降的讲话：“新四军是人民抗日军队，共产党是人民抗日党派。我是新四军军长，我始终负责到底!今天要打、要杀，皆由你们;要我屈服，是不可能的!”民众一听到这样的讲话，自然更加谴责蒋政府了，这么个“有种”不屈服的硬汉，你们竟然把他关起来，而不让他去抗日杀敌!

　　更为重要的是，新华社在宣传中拿捏得很好，自始至终没有明确针对蒋介石，而都是在讲“亲日派”，这还是维护了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对于当时来说，抗日才是头等大事。

　　于是，中间力量也出来支持共产党，“我们固然主张军令统一，但亦主张政治上之团结。”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等军界大佬也为共产党点赞，英美等国也通过新华社了解到了事情真相，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连海外侨胞也呼吁“恢复新四军，释放叶军长”，学生界也给《中央日报》送了个绰号叫“造谣日报”。

　　蒋政府就被彻底孤立了，不得已在参议会保证“今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

　　新华社在“辟谣大战”中就是这样一次次取得艰难的胜利。

　　5、两家媒体的“圈粉大战”

　　如果说“辟谣”是一把利刃，那无论红中社还是后来的新华社还有一把“杀手锏”——让广大的劳苦大众都能看得懂，就是要“接地气”!

　　红中社和后来的新华社所用语言都是寻常大白话，一点都没有居高临下的官话和学究一样的套话，是切切实实的“新媒体语言”。

　　到底有多新媒体呢?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先来看看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过的文章，一般是这种语言风格：

　　“革命是—种非常破坏非常建设的非常事业，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随时创造革命的新环境，建设革命的新局面，才能收到新的效果。……所以如今一般革命同志的自虑，要有革命的修养……在革命休养中要深究革命的性质。”

　　对于那个年代的群众来说，认识字的也不会明白写的是什么，说给别人听就更不可能了。

　　再来看看这篇刊登在《红色中华》上的《无耻逃跑的政治战士》一文，是在批评一个逃跑的领导，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叫他滚出苏维埃”成了一个热词。

　　“政治战士是红军中排在单位上的一个政治领导者,他应该处处表现他的领导作用，才能在战士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这次进攻上浦滩时一六五团三连有个政治战士陈开六，不但不坚决去消灭敌人，起模范的领导作用，反而走到动摇逃跑并且起坏的领导，带了一个炊事员同开小差，这个动摇逃跑不怕羞耻的东西有什么资格来当政治战士呢,应该叫他滚蛋呀!”

　　政治领导者应该怎样表现其领导作用，举了个反面教材的小例子，其间夹杂了“开小差”、“不怕羞耻的东西”、“叫他滚蛋”这样通俗的语言，还有后面的“呀”字，语气都出来了。

　　类似的短小精悍而嬉笑怒骂，写法随意的文章还有很多，看下面这一篇声情并茂的《占领湖子里的经过》。

　　当湖子里的群众刚和我们见面时,他们立刻就含着泪珠见哀郁似的说道：“红军呀哥这次一定要把土楼打开,要把那些团匪完全消灭以后我们才得生活呀。你们的饭食不成问题，十天八天，我们都已准备着我们宁肯自己不吃，省出来送给红军呀哥吃，我们心中也是十分欢喜。倘若是土楼这次没打开，团匪未曾消灭，那我们就要跟着红军呀哥一起走去。”

　　这篇文章用了当地人说话的方式去写，当地人读起来肯定会有亲切感，代入感十足。

　　虽然写得很接地气，然而不识字的还是看不懂怎么办?

　　那就给你画画!

　　那时候画过的漫画多到都数不过来了，里面凝结的是共产党新闻和宣传人员的智慧以及不懈的坚持。

　　这是漫画《朱德像》，一位慈祥和善、目光炯炯有神的红军形象，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那样“红头发，长胡子”的“红色魔鬼”，不识字的人一看也就明白了，还有帽子上的红星，就是很醒目的“Logo”。

　　看这个，题目是《发展游击小组，配合红军作战粉碎乌龟计策》，乌龟壳上的白日就代表国民党了，乌龟身体笨拙，进退两难，畏畏缩缩，抨击了国民党的不抵抗，而龟壳很坚硬，代表着国民党还是有很强的军事力量，羽箭和拿枪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代表着游击战，游击战不就是这样扰乱敌人么?在当时条件下这漫画已经做得非常用心和精致。

　　马克思说“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如果你不懂，请看图解。

　　即使是复杂的欧洲时局，也会被画成漫画，这是《欧洲时局的表里表外》，各国表面上拿着和平旗帜，背后却都暗藏武器，和平之神也变成了一只饿狼。这反映了当年全球军缩会议的表里两面，列强们表面上要保持世界和平，实际则积极军备准备扩张。仅仅过了不到6年，二战的欧洲战场就真的打起来了，由此看来，这也算是“神预测”!

　　政策也是可以被画成漫画的，比如千万只手伸向五元的“经济建设公债券”，倡导群众快来“买买买”债券，这不是应该剁手的时候，而是为苏区建设贡献一双手的时候。

　　还有群众手挑肩扛把剩余的粮食卖到红军那里去。

　　下面的这幅漫画就更有意思了，左边是三个妇女在田里耕种，附字“每个妇女多种五种豆子，多种两种瓜!”、“妇女同志动员起来!提早春耕增加生产”，右边是两位妇女在编制草鞋，旁边放着一些谷物，“每个工农妇做一双草鞋，节省三升谷给红军!”

　　有时候还会担心群众不能都看到报纸，印刷质量不高也使得民众阅读体验大打折扣，就发明了一种更加“新媒体”的方法——把漫画画到墙上!

　　红军所到之处都要画画，所到乡村，必有壁画墙报，只要能画画的建筑，就都尽量画上宣传画。

　　甚至连充满紧张气息的战壕内，防空洞内的墙壁上都被红军里里外外用漫画贴了一层“墙纸”，当时甚至传言，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遍布大街小巷。许多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红，等于过年。”

　　还有的大妈大婶、大叔大伯虽然能看懂图，但不了解其中的深意，这怎么办?

　　这也不难，可以专门组织一些战士去讲解漫画的内容，创造出了这种“交互式”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哪里不懂就给你讲，你哪里不懂问哪里!

　　当时有一篇通讯稿专门提及了那个宣讲的场面：

　　“......我们找了一个较大的祠堂，把模范公民的七个条件用画画起来，挂在干净的壁上，顺次便布置了其他关于战争动员的一重要图画。不消一刻工夫小孩们把画围住了，大家争看我们的宣传员，就向他说，回去叫你们家的人都来看!我们还要一副一副讲给你们听!于是活渡的小孩们马上回去，很热心的拉着，扶着一些妇女同志来看，七声八嘴的指着画得蛮标致呵。观众集中了，我们的宣传员便指着画报逐条解给他们听，他们看着听着，实在高兴，又容易懂得我们的宣传内容哦!不给我们看，我们就不大听的懂你们的话。后来男同志也来了不少，他们更看得有味，有一男同志竟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看这个白鬼子被红军杀得四足朝天……蛮有味道。女同志也看画发问了：这个人挑谷子到哪里去一个活渡的儿童竟不待宣传员的解释，马上解答到：这幅画是借谷给红军的，这是挑谷子送到乡苏集中去的!当日对创造模范公民的宣传，确能在群众脑中起着具体而有效的影响，直至黄昏时还有人来看......”

　　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新华社首席记者”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开始创办各类报刊，他也曾说“共产党只有左手拿枪弹右手拿传单才能打倒敌人。”、“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群众听，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当时《观察》的主笔储安平也说“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

　　在红中社及后来的新华社不断宣传下，中国人民及时了解了国内局势最新动态，了解了蒋政府的腐败，同时对瓦解敌军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杜聿明曾回忆，解放军的“广播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因此，传承“红色基因”的新华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到今天也依然遵循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严谨作风，到基层、接地气、听民声、讲真话。

　　1955年，毛泽东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今天，新华社已拥有国内外200个分支机构、用户遍布全球。

　　87，真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