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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媒体监督报道后被“拉黑踢群”,新华社记者也曾经历过    

  

       媒体监督遭遇“拉黑、踢出群”,近期各地官方媒体曝出多起这类事件。

  几天前,《浙江日报》记者因采写监督报道而被杭州西湖管委会移出相关微信群一事引发舆论争议。随后,《南方都市报》记者也遭遇被政府部门官员“拉黑”的尴尬。

  8月31日,新华社旗下媒体《新华每日电讯》在第15版评论版中刊发了一篇署名为该报记者郑生竹的调查观察稿件《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提到了新华社记者在江苏遭遇的一次“踢群拉黑”。

  这篇《新华每日电讯》的文章透露,“去年8月,记者曾因一篇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的报道,需联系分工条口——江苏省工商局。记者与该局的宣传干部来来回回沟通多次,也预留了充裕的回应时间,无奈后来得到的回复还是以不属于所在部门监管范围为由不接受采访。”

  文章写道:“报道播发后,记者在报道中仅因提了句‘记者就骚扰电话议题,向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申请采访,均以不为其主管为由,婉拒了采访’,却被那位宣传干部踢出联系群。”

  根据这篇文章的描述,在《浙江日报》《南方都市报》这两家地方媒体遭遇“踢群拉黑”之前,新华社记者在江苏也遭遇了类似“待遇”。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查询发现,上面提到的这篇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是2017年8月21日新华社刊发的稿件《谁在打、怎么打、打给谁——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作者为新华社记者郑生竹、陆华东。

  文章就骚扰电话问题采访了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江苏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及刘俊海等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骚扰电话认定标准和法律惩戒约束措施。工信、工商、公安等部门应该加强协作,合力监管,消除监管真空与推诿空间。此外,还可探索健全失信制裁机制,把拨打骚扰电话的当事人和受益人拉入黑名单。”

  不过,文章在通过管理部门和学者之口呼吁将拨打骚扰电话的当事人和受益人“拉黑”之后,记者自己却被“踢出了联系群”。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发现,在上述新华社关于骚扰电话生产链的报道刊发之后,迅速获得了国内主流门户网站的大量转发,并在行业内产生重大影响,原质检总局主管的行业类媒体《中国质量报》也予以转载。此后,央视财经频道也进行了跟进报道。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QQ群、微信群逐渐成为媒体记者与被采访对象之间沟通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一些“讳疾忌医”的被监督者来说,“拉黑、踢群”正暴露了自己心虚的一面。

  正如郑生竹在调查观察文章《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中写道,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坏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监督报道的记者“踢群拉黑”,被曝光的问题就解决了?

  8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发评论文章《西湖景区 风度何在》称,8月12日,《浙江日报》《一线调查》栏目对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做了报道,景区随即开展厕所专项整治。

  次日,《浙江日报》对整改内容做了跟进报道。但是,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近日发现,自己竟在整改报道见报当日,就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的管理员移出了微信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

  8月24日下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向澎湃新闻发来通报称,对涉及此事的管委会具体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令其书面深刻检查反省。

  几天后,《南方都市报》也刊文曝光记者遭遇被“踢群”的尴尬。

  据《南方都市报》8月29日刊发的一篇题为《深圳前海管理局被金秤砣奖评为态度最差 报道后记者被“拉黑”》文章披露,在日前公布的深圳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中,前海管理局继2016年获评垫底的“纸秤砣”后,再次被评为态度最差,这也是该局连续第二年被评态度最差。而在《南方都市报》跟进报道后,该局负责宣传的相关负责人将跑线记者微信删除。

  文章称,“金秤砣奖”是由深圳第三方民间组织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发起,旨在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履行情况进行评价的奖项,也是深圳在全国首开的民间评议政府奖项,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主办方表示,在上届和本届活动中,前海管理局都明确表示不参加评议活动,并且拒绝回复马洪基金会项目组向其发去的依申请公开函。

  《南方都市报》认为,前海管理局给出的理由是未收到邮件,但主办方表示邮件状态为“已签收”,双方各执一词。对此,前海管理局更为恰当的做法,是对邮件的签收流程作负责任的调查并回复调查结果,而不是转过身来要求记者“不作报道”,并在要求未达成后直接删除拉黑记者。

  对于这两起事件,上述新华社记者郑竹生在观察中也做了点评。

  他认为,相对于过去一些记者因监督报道被监督对象还以人身攻击等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踢群拉黑”的反应,对记者来说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传干部们患上了“舆论监督敏感症”,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稍有微词,心里就很有气,气血不通后,索性把爱“找茬”的记者们“踢群拉黑”了事。

  这名新华社记者观察发现,“一些媒体联系群已沦为一些部门‘喂食’媒体记者的饲养场……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记者因此自废武功,丧失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文章认为,“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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